川普关税大棒能结束中国公司的间谍活动吗?

  美国超导公司(AMSC)的风力涡轮软件被曾经的合作伙伴华锐风电盗取。   受害者是他的美国超导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简称AMSC),而违规者是一家叫做华锐风电的中国公司。   两家公司曾是合作伙伴,但华锐风电却贿赂了一个内部人士,盗取美国超导的风力涡轮核心技术。   结果,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AMSC销售额暴跌,市值也直线下降了10亿美元(7.7亿英镑),并且不得不裁减数百名员工。   “这是蓄意的企业谋杀,”麦加恩说。   这一商业间谍行为在2011年时被揭露,然后在长达七年的司法斗争之后,美国一名法官在上月对华锐风电处以仅1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目前可能的最高数额。   虽然华锐风电同时还继续向AMSC支付双方协议的5750万美元和解费用,但这家美国公司所得的补偿,不过是其损失的一小部分。   美国超导公司的老板麦加恩呼吁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做生意时多加小心。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发难时,或许心里想的就是AMSC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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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和加拿大的外交冲突愈演愈烈

沙特阿拉伯政府似乎决意让沙特和加拿大的外交冲突愈演愈烈。两天来,沙特央行指示抛售加拿大债券和其他资产,沙特教育部要求领取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在四周内离开加拿大,沙特航空下周起将停飞加拿大航线,进口加拿大小麦和大麦的沙特公司接到了要他们停止交易的通知,甚至通过两国医疗合作项目在加拿大治病的沙特患者也被要求停止治疗、转到别国医院。   此前沙特已经宣布驱逐加拿大大使并召回本国大使。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报复加拿大外交部呼吁释放上周被捕的沙特女权活动人士的一条推文,不,两条推文,因为外长弗里兰德也在自己的推特上表达了同样立场。   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损失   要在经济上报复加拿大,沙特手中的牌并不多。加拿大去年卖给沙特的小麦不超过七万吨,大麦十多万吨。沙特拥有的加拿大债券在它的一千亿外国资产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留学生,已经有加拿大高校私下里表示,沙特学生退学造成的空缺很快就能由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补上。   沙特抛售加拿大债券的消息见报后,加元一度急跌。但是投资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举措的影响有限,加元又迅速回升,到星期三(8月8日)中午甚至略超原先水平。一跌一涨的幅度,在示意图上如同过山车。   当然沙特还可以禁运石油。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沙特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15%的加拿大进口石油来自该国。第一是美国,占53%。   加拿大对沙特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0.2%。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向沙特出口装甲车的150亿加元大单是否会受到影响。   沙特外长放话:加拿大必须痛改前非   沙特外长阿德尔.朱拜尔星期三在利雅得见记者时表示,除非加拿大收回此前的言论,否则沙特不会接受和解。“犯了错误就要改。加拿大必须纠正自己犯下的大错。” 他还声称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其他措施。沙特外交部随后发推重申同样立场,并说此事非关人权,而是关系到沙特的国家安全。   加拿大外交部呼吁沙特政府释放的萨玛尔.巴达维(S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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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公开谴责“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冒犯性

在一些美国参议员对中国的 “一带一路” 全球投资项目表示担忧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二也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倡议提出了批评。他在与美国的一些企业高管和白宫高级幕僚举行的晚宴上表示,这个项目可能干扰全球贸易而且具有冒犯性。   川普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正在进行工作休假的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招待13位美国企业高管和白宫高级幕僚时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抱怨。 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会干扰全球贸易,具有冒犯性,他不想要这个项目。他还说,他当面告诉了习近平他的这些看法。 这似乎是美国媒体首次透露川普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川普在这次晚宴上还表示,他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止中国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了解川普想法的人说,中国对美国采取关税报复措施令川普感到愤怒和意外。   美参议员:“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中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 在川普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批评之前,美国国会也对这个项目表达了担忧。 16位美国参议员8月3日向川普政府致函,对巴基斯坦可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它提供的援助资金用来偿还中国的贷款感到震惊,并敦促他们动用美国作为这个国际组织最大认捐国的影响力来确保其救助条款能阻止正在进行中的 “一带一路” 项目的继续或者阻止启动新的 “一带一路” 项目。 这些参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的信函中说:“当财政困难的国家同中国谈判,使他们摆脱不断增加的债务时,北京索取了过分的让步,包括一些具有重要战略资产的股权。此外,北京还一再用经济压力来影响(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 他们在信中说,很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终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必须抗衡中国让其他国家陷入财政困境并迫使他们交赎金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的企图。 中国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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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又想新招黑中国 这回新加坡人怒了

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我们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可这却让一些西方国家以及他们的媒体很不爽。 于是,他们也一直在拼命妖魔化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除了抹黑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我们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侨务服务和联谊活动也成了他们歪曲和丑化的一个对象。 这不,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的一个名叫Amy Qin的记者,昨日就写了一篇抹黑中国在新家坡侨务服务的文章,并被《纽约时报》用英文、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一同呈现了出来…… 其实,《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挺简单的,就是污蔑中国的侨务工作,称中国在利用文化和民族情感渗透新加坡的华人群体,好让华人背叛新加坡,为中国这个“祖国”服务。 而这篇文章的“论据”也很“套路化”:一方面找来厌烦中国的新加坡政客炒作“中国威胁”阴谋论,比如前不久刚刚被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专门驳斥的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另一方面则“捕风捉影”般地把中国政府表示要做好侨务服务、要让全球华人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和中国梦的言论“强行解读”成是要渗透新加坡乃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圈。 比如新加坡一个名叫华源会的民间组织与中国南昌侨办在2014年搞的一个仅有40名中学生参加、行程仅为11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就被这家美国媒体当成了中国在拉拢新加坡人为中国效力的“证据”。 甚至于连一张新加坡华人过“华人新年”的图片,都被《纽约时报》用在了这篇拼命妖魔化中国侨务工作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文章里。 另外,中方的声音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被大大压缩。尤为讽刺的是,这篇报道一边说有“证据”证明中国就是在利用侨务工作渗透各国华人圈,一边却并没写明这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更根本没有采访任何中方人员去交叉核实其报道中很多单方面的陈述说法。 更令耿直哥深感同情的是,报道中一位对中国很有好感的新加坡华裔人士恐怕没有想到,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在这篇报道居然把他写成了一个令新加坡政府很担心的“坏典型”。 不过,比起耿直哥这些针对这篇《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真正精彩的是新加坡人——特别是新加坡华人的反应。 比如,在境外社交平台Facebook上,《纽约时报》的官方账号在发布了这篇报道后,就遭到了不少新加坡人的吐槽。 其中,一位名叫Frank Young的华裔网友就讽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不仅是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更是在把新加坡人当傻子,以为新加坡人分不清楚文化归属感与国家归属感的区别——可实际上分不清楚这两者的恰恰是《纽约时报》这种西方媒体。 这位评论获得很多点赞的网友又以二战为例说,二战时美军里有不少日本籍的士兵是忠于美国打日本的,更有艾森豪威尔这位祖籍是德国的美国将军在轰炸德国城市。 他还表示中国在新加坡施加的影响与美国和英国的没什么不同。他甚至调侃说,如果美国人真对中国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这么担忧,就多投钱啊。反正新加坡人也很欢迎美元外交。 一位名叫Elissa Roberts的网友则从西方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质问:如果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一些做法在全世界被人接受,那么中国和华人就也应该被同等对待。而不是在中国和华人的事情上玩儿“双重标准”。 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这两位网友这么理性。比如下面这位网民在读完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就立刻写下了一段“种族主义”色彩的评论:“赶走所有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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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化胡启立和赞美习仲勋的传言并不真实

因胡启立先生病危住院引发的的新闻报道中重新炒出了“胡启立在过去10多年,一直呼吁中共重新评价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传闻,但据从与胡启立先生走得很近的人士得到的反馈是”完全没有可信度“。其实只从逻辑上判断,“复出”后从副部长到正部长,再到江泽民提议,李鹏及其他众常委均同意的前提下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安排的大前提怎么可能是胡启立“一直呼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 事件上,恰恰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这三任总书记均不再纠缠胡启立在1989年“所犯的错误”,而胡启立至少也必须做到避谈“六四”,才会有他胡启立连任三届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直到2016年底才以87岁高龄退休的特殊安排。 在中共政坛里,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民团体和慈善公益机构”,用胡启立文章中的话说:“邓小平同志亲自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许多著名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担任会里的领导职务”。 如何想象他胡启立想起来就“呼吁”一下“重新评价六四”,而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还能允许他连任三届这个基金会的主席? 这个基金会从成立之始即确定了主席职务由退位的副国级领导人出任,第一任是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康克清,第二任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华,第三任是连任三届的胡启立,他的继任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 值得一提的是黄华是2001年把基金会主席职务交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的,当时的黄华是87岁高龄,接下来的胡启立也是在这一职位上坐到87岁,由此也可以说明即使是最左的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胡启立也没有被政治清算,直到完成第三届任期,在理事会换届大会上正常交班。如此下场的大前提毫无疑问是他胡启立再没有过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行。 当然,有外界的好事者臆测胡启立“一直呼吁中共重新评价六四”的依据当然是他的胡启立在六四镇压决策之当口的勇敢表现和因此而被当时的“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以政治处罚。而胡启立肯定是没有在自己“政治复出”之后主动在“六四评价”问题上和“党中央”过不去,并不等于他胡启立在“六四”问题上主动认错了。事实上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也包括如今的习近平,在对待“六四”的问题上采取的态度都是尽可能回避和淡化。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於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次年即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接着邓小平便指定由赵紫阳主持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指定由薄一波主持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当时邓小平是中顾委主任,薄一波是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至此,胡耀邦已经开始被架空。至于日后外界所传说的胡启立在倒胡过程中召开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痛批胡耀邦,令胡耀邦伤心欲绝的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对胡启立非常不公平。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撰写相关文章中曾经引述了一位被采访者的话,这位被采访者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的活跃人士之一,如今已经不再人世。他当年对笔者讲的“故事”是:  在那个给党的总书记罗织罪名的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上,“畅所欲言”者主要有薄一波、彭真、赵紫阳、吴学谦和胡启立。因为吴学谦和胡启立都曾是胡耀邦力主提拔的接班人,所以胡耀邦在听了他们两人的批判发言后,惊谔之余,当场失声痛哭。 日后笔者再采访其他人,特别是专门就那个“生活会”的许多传闻求教过当年来美国受邀讲学的李锐先生和胡绩伟先生,才知道对于胡启立和胡耀邦关系的离间传闻可能都是因为邓力群故意使坏导致党内外对胡启立在“倒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多有诟病。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几天,曾忠实执行胡耀邦政治开明路线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下台。由党内保守派理论家、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主持中宣部全体干部会,宣布朱厚泽被免职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为了达到搞臭胡耀邦的目,,邓力群在会上特别详细地传达了胡耀邦在“民主生活会”上的检讨内容,并强调胡启立也在会上做了深刻检查。这样也就捎带着把胡启立也臭了一下。当时从组织分工上,主持书记常务工作的胡启立是邓力群的上级。 当年另一位被采访者是曾经在胡启立手工作过的体制内人士,他的说法是:胡启立本人当时是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所以他在“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主要是以自我检讨为主,并没有说太多对胡耀邦不利的话。胡启立自己也对手下人说过,他在那个生活会上没有可能不发言,但他自己的发言内容首先是检讨了自己主持书记处常务工作期间对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自由化的指示没能及时贯彻落实,把小平要他自己向胡耀邦转达的必须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虽然及时转达了,但耀邦同志没有积极落实,自己作为书记处的分管人也同样负有责任。 按照李锐先生在胡耀邦去世前十天与胡耀邦长谈的记录内容,虽然涉及到了胡启立,但恰恰不是因为胡启立在“生活会”上“批判”了他,而是解释自己和胡启立的关系完全被陈云一派保守派们误会了。 胡耀邦的原话是:“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 回顾到此,李锐先生在他相关文章里加了如下一段说明:一九八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之变,我并不感到意外。 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李锐先生所说的“搞青红帮”是王震最先发难的。青年团干部指的是当时的胡启立和王兆国,“红”是借文革中的“红卫兵”之名,形容胡耀邦重用了文革中的“造反派”。但事实上全部被胡耀邦一度看中过的“造反派”只有当时中央党校的笔杆子之一阮铭。此人在文革之初确实是中宣部的“造反派”是中宣部文革委員会主任。 不好解释当时的胡耀邦怎么就在中央党校一度器重过阮铭,但把阮铭和胡启立并列为胡耀邦重用的人,对胡启立真的是太不公平。 按照李锐先生的回忆,当时的“生活会”发言人真正令胡耀邦感觉被出卖的是当时在中纪委被陈云重用的王鹤寿。“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是‘桃园三结义’。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王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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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召唤?新加坡警惕中国向华人施加影响力

新加坡——在新加坡长大的曾建权(Chan Kian Kuan)一直以自己的潮州传统而自豪——它的方言、文化传统和著名的蒸鱼。但在访问了位于中国广东省潮州的祖村,看到那里的进步后,令他真心感到自豪的不仅仅是身为潮州人,还有身为中国人这一层身份。 “非常乱。我们是中国人,但也是新加坡人,”身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的曾建权说。“当中国变得强大时,我们感到自豪。中国就像大哥一样。” 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新加坡几十年来一直谨慎行事,一方面鼓励像曾建权这样的公民与他们的文化遗产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要促进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 但是,这里的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把新加坡华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的现有亲近感转化成对“祖国”的忠诚,从而破坏精心安排的平衡。 中国对自身迅速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充满信心,在呼吁广大海外华人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并且在海外获得影响力的努力中,变得越来越自信。有证据表明,中共试图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当中对政治活动进行操纵。 由于华人占新加坡560万人口的近75%,一些学者和前外交官担心,这个岛国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力的一个特别诱人的目标。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风险非常大,”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说道,他也是新加坡在中国干涉问题上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 “中国的崛起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地缘政治事实,”考斯甘说。“但在我看来,从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到建立中国优越感,只是很小的一步。我们国家的历史只有53年。并不能保证每个新加坡华人不会有意或者无意地走出这一步。” 上个月,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采取了罕见行动,公开反驳了考斯甘最近的言论。考斯甘的话对其所谓中国隐蔽的“影响行动”发出了警告。 “我们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大使洪小勇在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是这样讲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中国尊重和赞赏新加坡在维护多元种族与宗教和谐共处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还说。“中国没有影响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的意图,也决不会这样去做。” 去年,新加坡政府驱逐了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黄靖,称他代表某个未指明的外国政府——人们普遍认为就是中国——试图暗中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新加坡官员的不安程度。此次驱逐事件发生之际,正值两国关系因南海相关领土问题而趋紧。 考斯甘等人还在关注中国在新加坡的微妙影响力,包括中国在打两国“血肉相连”的情义牌。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两国之间的人际交流,帮助组织海外华侨聚会,安排新加坡华人访问祖籍村庄,协调留学项目,为年轻的新加坡人组织“寻根营”。 当然,这类活动并非中国独有。比如说,这些营地与以色列通行的生存权(Birthright)计划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些活动通常由侨务办公室等中国政府机构安排和出资。 根据主办方的描述,在今年举办的类似营地活动中,参与的新加坡学生会有一系列活动行程,包括中国书法和历史课程。在2014年的另一个营地中,活动安排包括学习太极拳,以及学唱共产党的“红歌”。 共产党的统战部是一个负责赢得海外人士头脑与心灵的强大组织,近年来,该部门的官员也开始访问新加坡,旨在加强与当地华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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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现象”和”倒胡”运动:全面超美成笑柄

中国智库和学者声誉的巨大受损,是此次美中贸易战的一大副产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是其中之代表,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已沦为笑柄,他本人也被毕业于清华的海内外人士呼吁逐驱出母校。 客观地看,尽管胡教授行走于庙堂之上,但若把贸易战的责任要他来承担,是夸大了其作用,胡教授再怎么有能耐,他也只是个教授。但是,若说他完全与此无关,也说不过去。胡作院长的国情研究院是被中国官方钦定为高端智库的,“建言献策”是此类智库的任务,它们也往往以此自吹,结果研究出如此成果,不遭骂才怪。胡本人更是把服务国家视为使命和价值所在,当然,他和一般“建言献策”者的不同在于,他有研究作基础,披着“学术”外衣。这就使他的建议看起来有学术含金量。 从胡教授的过往学术成就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合作的“国家能力”报告,受到了高层首肯,对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起到了很大作用。胡教授的名声和在学界地位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教授自此后学术自信心膨胀,以为自己能够指点江山,一如既往地提出了许多看法和政策建议,但从民间和学界反应来看,恶评居多,认为他和庙堂走得太近,好讲大话,直到这回“综合国力超美论”。 事实上,该论断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开始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以后,陆续加上科技和军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讲座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但在以前,该说法虽有传播,在社会并未形成大的反响,人们也就把它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一听了之,因为它明显违背常识。 此说法招致舆论关注和反感,在中共十九大前后,在此期间,胡教授不仅继续在不同场合鼓吹这个观点,而且大肆贩卖习近平经济学(他提出习经济学也可追溯到2015年),把习经济学吹捧为原创学说,这就使得舆论不能忍受,“一个教授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于是在十九大前,胡在自媒体上,受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第一波批判,但他还坚持该看法,并强调批评者不懂其研究方法。 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论”之所以在社会有一定市场,在于它是打着“研究”的旗号,根据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所以虽然与常识不符,但带有一种科学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怀疑它,不是它的问题,而是怀疑者的问题。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问题的,他所设定的模型和选择的指标看似客观,却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严谨性。比如,他在论证中国科技实力超美时,选择的是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以及专利的申请量等指标。的确,中国在这些方面近年来大有前进,然而,他没有考虑论文质量和专利申请的原创性问题。又如,他对军事实力的衡量指标是,军队人员和军费支出,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难有说服力。 假如没有美中贸易战,胡教授的观点虽然难免被质疑和批判,但不会把自己弄成像现在这样成为全民批判的靶子。贸易战将之前官方“厉害了,我的国”之类膨胀和虚假宣传打回原型,人们回头一看,咦,这不得到了胡教授的学术研究的支撑吗?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厉害了”的“理论源头”在这儿啊。 实事求是地说,胡教授未必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官方“献媚”,但也不能否认,他长期坚持和鼓吹这套东西且至今不反悔,对亟需从理论和学术上支撑“四个自信”以重振国人士气的官方,会是“如获至宝”、“一拍即合”的,尽管他们自己也可能觉得胡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扯蛋,但这符合“政治正确”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供给,这就是市场规律,学术同样不例外。没有胡鞍钢,会有王鞍钢、张鞍钢提出类似的理论去支持官方和民间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此种学术市场的供求规律,还跟中国读书人或学者特有的“帝师情结”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得到官方特别是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从高端到低端,所有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都把学者和教授的研究得到领导人批示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所以在中国,少有学术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都具有强烈的目的导向,学术和研究必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没有学术价值或者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从孔夫子时候起,就是如此,自己的一肚子学问,必须卖给帝王家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正如有人说,“人人都是胡鞍钢”,只不过多数学者没有他幸运。 过于鲜明的目的导向,无疑在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和“依附型人格”,学问和研究尚未开始做,就得先考虑官家和领导人的口味和爱好,如何表达和提建议才能让领导人接受,诸如此类,投其所好。可想而知,这样的学术研究必定是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基于此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如果被采纳实施,会产生很大负作用。这次中国在贸易战的应对上,就说明了这点。 假如过去人们对“胡鞍钢式”的研究和学者睁只眼闭只眼,贸易战则使他们看清,如果再不发声抗议,这个国家和社会会越来越堕落,并最终危及个人。所以,这次“驱胡”运动,虽然也有一些学界人士不赞成,不支持,但还是得到了社会包括学界多数人的理解或支持。 前者的看法是,大学应该兼容并包,容忍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存在,如果因为胡鞍钢的“胡说”而驱逐他,那么,今后难免只要有人不喜欢某学者和教授的观点,就可以在网上呼吁驱逐他,这样,学者虽然不敢去迎合官方,但也从另一方面侵犯了学者的学术自由。 作为中国最顶尖大学之一,清华大学在中国拥有不少知名校友。习近平也是其中之一。 后者的理由是,(1)人们反对胡鞍钢也是一种言论自由;(2)胡鞍钢的问题不是学术自由的问题,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学术不端的问题,即过于媚上,以致所建立研究模型和指标严重脱离现实;(3)应该看到在中国特定国情下,此次“驱胡”也是对以前极左动辄呼吁惩罚右派学者的一次反弹,而过去此类行为总会得到官方呼应。所以他们认为,这次清华毕业生呼吁“驱胡”没有什么不好,表达了社会对长期以来的左祸蔓延和媚上研究的不满,是一次难得的民意共同体的觉醒。 值得注意的还有官媒和左派一些学者对胡鞍钢的辩护,面对胡教授的明显错缪看法,他们这次不敢也不能去维护,而是强调要允许学者有“胡说八道”的权利,这正是自由派一向主张同时也是他们认为官方一向压制的。由此来看,虽然此次事件不会改变目前左右在许多问题上划界站队的现象,但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多数人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对过去出于政治需要的打压做法,人们是不满的。从这个角度言,对中国的民意不必过于悲观。 大学应有学术自由,并应该有容纳各种“异端邪说”的勇气,只要不违背人类的道义底线。清华毕业生呼吁“驱胡”,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不赞成清华官方在民意压力下真的将胡教授驱除清华园,正如笔者以前反对官方在极左压力下将发表”错误”言论的教授解职一样(现在看来,清华也不会解聘胡)。胡教授主动辞去清华教职是最好的方式。倘若胡教授不辞职,留在清华做一个反面典型,让其他媚上教授引以为戒也很好。有人建议清华不要驱逐胡,可将国情研究院解散,也是一个办法。 总而言之,“驱胡”事件目的不在于惩罚某个具体的人(当然需要让其付出必要代价),而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不能为了政治投机而坏了学术良心。在目前环境下,这需要相应惩戒机制,但如何形成惩戒机制又不危及学术自由,需要社会集思广益。   新闻来源: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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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后院”做饭 在美国这样做风险非常严重

像美国居民的独立屋住宅一样,华裔也有“前后院”家庭模式:子女前方打拼,在外打工挣钱,父母后方坐阵,帮忙打理家务。而有些父母一辈子忙碌习惯了,家务搞定依然觉得太闲,干脆在“后院”掘金,做点小营生,帮补家用。不知不觉,事情还“闹大了”。   开家庭食堂赚钱并非易事 在美国,居民独立屋住宅都有前院后院,一般前院种花种草,整葺得漂漂亮亮,家家户户如此,一条街区就像模像样。若不然,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会上门“找麻烦”,请您收拾前院。至于后院,自己领地自己做主,除非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如今,颇有一些华裔家庭的模式是,子女在“前方”挣钱养家,忙忙碌碌一辈子的父母长辈,移民后依然闲不住,在“后院”配合,开灶做饭,既让附近华裔居民可以很方便地享受到各式家乡美食——包括饺子包子在内的各式北方面点、卤味、川菜——也增加家庭收入,发挥余热。居民们自然欢迎,若不好,大不了没下次;但是卫生局不干了,截停查、钓鱼查,各种查,一旦查到,罚款不说,还可能坐牢。 《洛杉矶时报》曾发表专题新闻报道,点出华裔社区“微信交易饺子”事件,并提醒:“加州允许一些小规模的商家在家庭厨房准备食物并售卖。但2013年生效的加州家庭制食品法案(California Homemade Food Act)对果酱类、面食和甜点类(例如乳脂软糖和放了添加物的爆米花)的食品安全要求很严格,虽然上述品类很少出现在中国食品中,但像肉类这种更容易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食品是明确禁止的。” 饺子事小,法律事大。这饭,是做,还是不做?   “后院厨师”:老来不想闲着 华裔中从事“后院做饭”的家庭,一般都是家中老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闲来无事,做些熟悉的“手工”,还能“掘金”挣点小钱,何乐不为?基本没当一门生意,哪天嫌烦,可能说停就停,否则不如计划着开餐馆。 李阿姨(化名)大约60多岁,看上去知书达理,一位很和蔼的长辈。她介绍说是先生在做,因为有段时间先生身体不好,不能上班,就靠手艺在家里做酥饼、点心,外加刨牛羊肉片。“去年秋天才开始,今年他身体恢复一些,可以回去上班,酥饼这些就没时间做了,太累太麻烦,肉片、牛肚继续供应。我儿子他们都上班,平时帮着回微信定上门取货的时间;我在家带孙子,可能出门走走或买菜,约好时间就在家等着。” 涮肉片、吃火锅,是华裔们普遍的爱,有的客人甚至愿意来回一个多小时去买很多,回去再分给周围需要的朋友们。 从天津移民来洛杉矶的王姐是包饺子、包子的高人,据介绍各种馅儿的饺子丰富得数不过来,可提前一天预订,想吃哪款包哪款。“在洛杉矶时,儿媳妇生孩子,我闲在家无事可做,才包饺子、包子卖,没想到很多人爱吃,很多回头客,有时教会也来订餐。别说,收入还是可以的。”王姐还举例说有次教会头天晚上订了100个包子,第二天10点来取,对于这样的“大单”,王姐显得很轻松,“我可不是做餐厅的,就是做家务习惯了,这点活儿,简单。”后来子女怕王姐累,都不想她继续做,也搬家去了外州,但王姐说,还在继续,“如果有人需要,就包点。”   卫生局:钓鱼查、截停查 华裔社区这种家庭自产,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直接自销的方式,非常普遍,引起关注。《洛杉矶时报》曾专题报道此类现象,并提醒注意,但凡含肉类的食品,按照加州法律,私下交易是违法的。卫生局对于此类事件也并不手软。 据一位有执照、专门给餐厅供应北方面点的师傅介绍,做“家庭食堂”的一般都做不久,一方面大多是老人闲来做着玩,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营业执照很难申请,“在家里根本拿不到执照,被查到还要被罚款。”她还说起不少被罚的事情。曾经周边有华人家庭,老人来美国帮着带孙子,没啥事儿可做,就在家做一些食物卖。后来,卫生局有人钓鱼执法,买食物,并让你在盒子上写上你的名字,说是定了几家的东西,怕记混。 当然,这个盒子就是后来的证据。还有在Facebook上的,也是食物分享小组里卖家里做的食物,有卫生局官员买了一些,然后买的食物和Facebook上的下单做为了证据。另外,还有一对年轻小夫妻,妻子的妈妈从北京来美国帮忙看刚刚出生的孙子,在家里卖水饺,被别人举报了。“她女儿说,要把刚刚买的房子卖掉,拿回首付款帮妈妈交罚款。除了这些查,有时还会截停送货的车,我们在给团购的送货时,就曾被卫生局的人把车子截下来,检查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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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推文:中国第一次在跟美国的较量中占据下风

周五,北京威胁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以报复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之后的周六至周日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发表讲话和推文,捍卫他的关税政策和“打硬仗的策略,不惧中国贸易战报复措施。 周日早上特朗普发推谈论关税说:“关税来的恰逢其时。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希望从美国拿走财富,总是损害我们的利益。要我说,当它们来,就征它们的税。如果它们不愿意被征税,就让它们在美国制造或建造产品。不论哪种情况,这意味着就业和财富。由于(现在实施的)关税,我们将能够开始偿还21万亿美元的大笔债务,同时为我们人民减少税负。这些债务主要是由奥巴马政府积累下来的。至少,我们将为我们国家签订更好的贸易协议。” 特朗普还说:美国股市“比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中国股市“在过去四个月下跌了27%。”这种困境迫使中国跟美国谈判。当这些贸易协议成功的重新谈判,美国股市将大幅上升。 特朗普发推说,中国第一次在跟美国的较量中占据下风。他们“在花钱打广告和进行公关,试图说服和吓唬我们的政客反对我使用关税  因为关税真的伤到他们的经济。其他国家也一样。我们在获胜,但是我们必须强大!” 特朗普在俄亥俄哥伦布郊外的集会上还对拥护者们说;“我们真的重建了中国,现在是时候重建我们自己的国家了。”而打硬仗是他的策略。因为“中国股市下跌,削弱了北京在贸易战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据《金融时报》报导:中国股市周五丧失了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位置,让位于日本。自从一月份以来,中国股市蒸发2.29万亿美元市值,八个月内下跌了27%。这个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美中贸易纠纷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对短期增长的担忧导致中国领导人意欲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达到2016年以来最慢步伐。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 新闻来源:法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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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足球梦与甘肃小孩的脱贫梦

太阳才刚出来,球场上已经有40个小孩 ,展开一天的足球训练。这儿是甘肃山区一家在中国十分有名的小学──中连川小学。这儿每位学生,每天要训练足球三小时,近年多名学生获选加入国内顶尖的足球学校和少年球队,两名学生亦在中国超级联赛中亮相。 BBC记者杉丽雅(Celia Hatton)走访了这支小学足球队,了解中国如何发展足球梦,而这个贫困地区,又如何把脱贫的希望,寄托在小孩身上。 足球脱贫梦 12岁的王春是这支足球队的队长,她长得特别高,在队伍中十分突出,训练时也特别认真。 王春的姐姐已考入广州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现在轮到王春面临具挑战性的考核。 “父母是有给我一定压力的,如果我球踢得不好,我怕会令他们失望。”她说。 是的,她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要知道,甘肃最中国最穷困省份之一,当地平均年薪介乎500至800美元。这儿的学生如果能够加入有名的足球学校,并且获得全额奖学金,有望帮补家计,如果能发展足球事业,更可以为自己脱贫。 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寄宿学生,因为父母别无选择,要到较远的城市打工。但这些学生不会抱怨,因为有更多小孩子,连入读中连川这种学校的机会也没有。 王春强调自己热爱足球:“我很兴奋,如果没有足球,我不会好像现在般开心。” 即使天气寒冷,她也不怕冻伤手指、脚指。 “冬天最麻烦的地方是足球在雪上不会正常地滚动。”她说。 学生们为甚么会如此热衷于足球?全因背后的推手──学校校长兼足球教练马安武。 马安武八年前来到中连川小学,他决定实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大计,要求近乎所有学生,每天在课业以外花三小时踢足球。 即使严寒零下20度,小孩也要训练,风雨不改。他认为小孩子应该年轻时挨苦,长大后便会知道“努力的果实特别甜美”。 但他同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真正热爱足球。有时候,这些学生会挤在狭小的房间观看球赛──学校唯一的一部电视──希望可以学会一些技巧。 马安武领导下,这所小学已经把6个小孩,送到中国顶级足球学校,而且这些学生均获得全额奖学金。两名毕业生参加中国专业足球超级联赛,一些学生甚至到英国接受训练。 多亏慷慨的捐助人,这些孩子拥有出国游历的机会,在他们父母那一代,这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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