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在中国 “人们像对待敌人一样相互对待”

北京——刘立京(音)是北京的一名机械工,他对礼仪一般不太注意。他不介意人们用扬声器大声播放刺耳的音乐,他穿着带油渍的小背心在离家不远的路上散步。但是,刘立京最近对一名素不相识者把一辆自行车丢弃在他家门外的灌木丛里的事情愤怒不已。 他抱怨说,北京已被初创公司的共享单车淹没了,使用者到处乱扔这些自行车,根本不考虑到其他居民。“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他嘀咕着说,同时气冲冲地拾起被丢弃的自行车,把它举在空中。“人们像对待敌人一样相互对待。” 在逾10亿美元融资的支持下,70多家公司正在争夺市场份额,这种竞争导致逾1600多万辆共享单车出现在中国城市交通堵塞的道路上。这些初创公司已重塑了城市景观,它们把配备了GPS和电子锁的自行车放到了几乎所有的路口,硅谷只能梦想这种铺天盖地的方式。 但是,伴随受欢迎的共享单车而来的是大量的不端行为。因为这些共享单车没有需要桩子的固定停放点,骑车人把它们杂乱无章地丢弃在路边和公共广场上,妨碍了交通,堵塞了人行道。偷车贼已偷走了数以万计的共享单车,或自己使用,或拆出零件出售。被这些车惹怒、拿它们恶作剧的破坏者把共享单车挂在树上、埋在建设工地里,还把它们扔进湖里或河里。 这些问题让人们对中国共享单车蓬勃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但这种乱象也让许多中国人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提出共享单车是否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礼仪和道德衰落的深刻辩论。 “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中华民族出了什么毛病吗?’”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徐秦铎(音)说。他还说,虽然许多人为国家的经济成就和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感到自豪,但人们担心,中国仍缺乏强烈的道德意识。 有的人说,滥用共享单车的行为反映了中国人只为自己着想的心态,这种心态源自上个世纪的极端贫困。有的人则对在他们眼里对陌生人和公共资源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不安。国内的新闻媒体常常用表示不相信的口吻来报道这种滥用行为,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守法的社会里,犯罪率相对较低。 在许多城市,共享单车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在人行道、公交车站和十字路口造成混乱,也引发了抱怨,有人认为国内特有的过度竞争正在让好事变成坏事。据政府统计,在上海,每16人就有一辆共享单车,那里的官员们正在为维护秩序伤透脑筋。 有些地方当局已经没收了数以万计的自行车,并对共享单车的停放采取了限制措施。新闻媒体以各色单车堆积成山的惊人图片记录下这巨大的浪费,不同的公司有不同颜色的单车。 城市官员也在对付各种别出心裁的破坏行为,从砸坏车锁的轻度破坏,到把整辆车点燃的严重行为。有些破坏之举是愤怒的居民干的,他们因共享单车在自己住宅区里堆放而深受困扰。但是,几个城市的警方也发现,有些破坏行为是心怀不满的三轮车和出租车司机干的,因为共享单车抢了他们的生意。 “每天都在打仗,”位于北京东北部的一个住宅小区的保安人员柯进(音)说,他一边说,一边从胡乱堆在一起的蓝色和黄色自行车中清理出一条通道。“不管不顾是人的本性。” 在社交媒体上和人们的交谈中,经常听到人们把共享单车比作“照妖镜”,认为其暴露了中国人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人批判性自省的最新篇章,这种自省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就开始了,着名作家鲁迅当年曾抨击过中国文化自私、自大、奴性和残忍的特点。 乱象讨论的很大部分围绕着中文里的“素质”概念,或可说是涵盖人的行为、教育、伦理、智力和品味内在的内在品质。中国人在批评他人不良习惯或无礼行为时常用“素质低”的说法,有些人为中国社会已有几代人缺乏素质而扼腕,有时还称不相信能让中国人投票选举,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 从事于这种所谓的共享经济行业、靠人们的良好行为盈利的技术主管们,现在是声音最大的批评者之一。 共享单车初创公司3VBike已于今年6月份被迫关闭,公司在小城市街道投放的1000辆自行车几乎全部被盗。公司创始人吴胜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媒体采访时,指责公众的“素质差”是导致公司破产的部分原因。 其他人则认为,人们夸大了盗窃和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认为新生事物出现一些乱象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行为不端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可能更糟。 中国最受欢迎的共享单车应用之一是摩拜单车,摩拜的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说,共享单车的益处大于任何不利之处,她指出,共享单车降低了碳排放量,改善了交通状况。 摩拜设计了一个用来惩罚不良行为(比如把自行车扔在马路当中)的计分系统,胡炜炜表示,随着共享单车公司找到奖励良好行为的更好方法,现有问题预计将会消失。“好的制度可以让人们的善良和道德观展示出来,”她说。 美国的达拉斯和西雅图已开始尝试使用无桩共享单车,但最近,纽约市政府向一家打算在纽约进行尝试的公司发了勒令停止函。 中国初创公司是共享单车全球扩张的一部分。中国公司Ofo已于8月下旬在西雅图投放了1000辆自行车,摩拜也在今年6月在英国曼彻斯特亮相,并在那里遇到了类似的盗窃和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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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王岐山的去留与中共的政治困境

十九大之前,王岐山的去留成为中共各派海内外角力的焦点,也成为海内外时评的关注点。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话都不能说透。攻方主帅郭文贵的目标近日已减少了一项,报仇已经悄悄移走,只剩下保命、保财两项。他在8·26那篇《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中说自己已经“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整个局面已经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和左右的了”;对习近平来说,他面临的其实是国安系统部分高层的集体反叛,以及官员群体与贪官子弟的幸灾乐祸,推风助火。 王岐山成为焦点缘于反腐积累下的怨恨 6月20日,郭文贵爆料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妻子和妹妹及王岐山妻子养女在美拥有14套房产,遍及东西海岸,总值2318万美元,其中5套由姚明珊姐妹持有。 对于一位在近几年内主掌中共反腐事务、将无数贪官送进监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条消息具有极大杀伤力,这从海外中文媒体转载次数之多可见。 以前,美国凡发生同类贪腐事件,处于舆论阶段,一般是媒体出面调查后发布调查报告,最后司法介入。在美国,房子的拥有者是谁,实在太容易调查了,交点费用,加入房地产信息网络,按地址查,就会获得详细资料,包括房子历史上的买卖情况,前任房主及现任房主,交易价格及现在的房屋市价,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但是,由于中共早就陷入“塔西陀陷阱”,不少中文网站跟风报道郭的爆料,乐见中共陷入困境。一些西方媒体最初对郭表现了兴趣,如《纽约时报》等,一般会转述各类指控,但会附上一句,多数无法得到证实。王的房产问题,《纽约时报》等并未引述。只有美国的网站对此做了认真调查,发布了《独家调查郭文贵指控王岐山妻美国房产》,结论是无一为真。我真心希望其他媒体也能介入这种调查,证明阿波罗调查是否属实。 英国《金融时报》远离爆料中心美国,不久前发了篇文章,点出问题所在:“王岐山也树敌颇多,尤其是在他主抓反腐运动的五年间,这加大了他陷入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现居纽约的一位此前鲜为人知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在Twitter和YouTube上对王岐山及其家人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指控。多数指控都围绕王岐山家族与海航集团(HNA Group)的所谓关联。海航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已引起了海外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海航断然否认了郭文贵的指控,且这些指控没有一项得到证实。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计算王岐山在官媒上‘消失’的天数,作为他与习失和的一个潜在迹象。”(《王岐山:中国的铁腕执行者》,《金融时报》,2017年8月3日)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算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反腐让王岐山成了官场的众矢之的。这次郭的支持者当中有不少就是贪官亲属、甚至情人,有人的身份还被视频公开了。 习近平的政治困局何在? 习近平的尴尬在于:他过去五年的主要政绩就在于反腐,通过反腐清理了党政军三大系统中的潜在反对势力,这也是批评者指责颇多的“选择性反腐”。 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反腐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在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界人士,如果因腐败被法律追究,没人能够指责总统选择性反腐,这是制度优势。 但在专制国家,权力高于法律,也因此,反腐从来就是权力意志的贯彻。王岐山做为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接任中纪委书记时排名最后),他的职责是配合习近平的需要反腐,当然包括挑选位高权重的政治高层作为反腐目标。 对于专制国家的掌权者来说,反腐既关系政权安危,也是统治者驾驭僚属的金马鞭。如果不反腐,象江泽民、胡锦涛时期那样,国家资源被蛀虫吃空,然后将资金转出国外,留下破旧河山与大批心怀怨愤的穷人,这叫做“不反腐亡国”。但如果全面开花地反腐,则势必官场怨声载道,这叫做“反腐败亡党”。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时期,胡本人只能约束住自己的儿女,发现社会对其子女的腐败有指责时让他们及时退出,不敢要求其他常委照做。于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将自家领地变成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链条,比如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统 成了周氏王国。 当然,为了保持政府还能运作,中共当局也偶有常规性的反腐,抓点厅局级与级别更低的官员,省部级偶有个案,但政治局常委一级是从来不会触动,这种反腐不是为了根绝腐败,而是为了粉饰门面,让政权的合法性油漆不至于剥落干净,这艘船还能行使。习近平最初宣称反腐时,官场原以为是新君上任三把火,扫清帮派就没事了,等这场反腐运动过后,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旧吃喝玩乐收钱办事。没想到,“反腐永远在路上”,两朝皇上都认可的分赃政治就这样废掉了。以前那种分赃政治下,官员过得很惬意,大吃大喝是正常,生日收礼弄个几十万根本不是事,攒足钱后将妻子儿女往外一送,国内有点风吹草动,立刻脚底抹油,成为他国移民。如今换了皇上,就要改规矩,官员弄得不敢公然大吃大喝、不能公然索贿,还要海外追逃,这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于是以懒政应对,对反腐当然更是一百个不满,只是不敢公然说出来。这次郭文贵以王岐山为主要目标的“爆料”,宣称要“为贪官报仇”,国内官员群体与海外众多贪官家属听闻之后,那份欢喜之情就不用提了,展望前景,如果逼得习近平从此放弃反腐,回归江胡时期状态,让中纪委再度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官员日进斗金,反腐机构与腐败官员“猫鼠一家亲”,乐园失而复得,岂不快哉。 国内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对此高兴支持,当然是因为痛恨专制,认为只要能够打击 专制的中共,可以不择手段。至于海外民运与维权人士也都有各种考虑,其中拿到台面上说的当然也是要打击中共,于是大都对声称不反体制、不反习、要为贪官报仇的郭文贵表示支持。反专制的口号(部分人是真实要求)就这样与抵制反腐败的中共内斗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成为郭氏推特革命的主诉。 目前,随着郭爆料的不可信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关于郭文贵的不利视频越来越多,挺郭队伍对王岐山的攻击势头未减。关于王是否留任十九大,猜测仍然在继续,外宣媒体与日本共同社都谈到政治局常委那“七上八下”的规矩要改,传言的重点立即由王家的“腐败”转变为王患了肝癌,无法继续留任。一句话,就是要“清君侧”,让习近平今后斩断臂膀,成为孤家寡人,玩不成“强人政治”。 面对这种奇诡的局势,习近平如果以收拾官心为重,就坡下驴,让王岐山因病告退(这台阶,流言制造者已经预备好了),吸取本次教训,今后放弃反腐败,回到九龙治水时期,让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将自己的领地变成资源抽取水泵,国安部仍象当年一样介入商业活动,享有超级特权,就能安抚官场;民众方面因为食物链条多了若干条,没准哪条的末端上有自家亲人,比如郭文贵、刘汉这种起自草根者,多点食利机会,也就减少一点怨愤之人。总之,回到江胡时期那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的状态下,“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皆大欢喜,也就不用象今天这样官不聊生,习近平或可再做五年太平天子,象胡锦涛一样平安下车。 但事实是:习近平没有胡锦涛时期的经济老本可吃了。国内实体经济一片衰败,他如果不反腐败,面临的就是外汇资产急剧流失,人民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上升,金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最后变成中国的兄弟友国委内瑞拉今天这般模样,届时想平安下车都不可得。更重要的是,王岐山如果因为郭的爆料而去任,终习一朝,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王岐山出来助他反腐。郭氏推特革命让人看清了反腐者的下场:官员及其家属人人痛恨,都想成为当年明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的京师百姓,争啖一块督帅肉。经历了2009年以来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习近平感受到的是唇亡齿寒,那“千年圣君”的拥护之语难解其心头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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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媒披露中印幕后斡旋内幕

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8月28日终于迎来了破局。印媒刊文揭秘了两国为解决洞朗对峙的幕后工作。 《印度时报》8月29日报道称,解决洞朗对峙的谈判在各个层级展开了。首先,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7月份访华,他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了。 随后,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S Jaishankar)在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Gokhale)的帮助下,也同中国开展了外交对话。 报道称,印度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那就是中国不能单方面改变地面现实,应该尊重2012年关于三国交界点的共识。 报道称,消息人士指出,在谈判中,印度坚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确保“和平”,双边关系将会受损。除非两国同时撤军,否则这有可能会发生。在中国撤军前,印度不会妥协,中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两国达成理解。 报道还指出,印度还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保留颜面的撤退方法,那就是不会去挑战中国关于撤军说法。 报道称,中国28日起初是说,只有印度军队从洞朗撤走了,中国的军队会继续在洞朗地区维护主权。印度没有公开挑战这个说法,直到当天下午,印度在第二份声明中才澄清说,双方都撤军了。 印度外交部28日率先发布消息称,中印双方已同意结束从6月开始的洞朗对峙。在这一基础上,洞朗对峙地区军事人员正在迅速撤离。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称,最近几周,中印双方就洞朗事件一直保持沟通。过程中,双方都表达了各自己观点与利益关切。在这一基础上,已双方同意尽快撤离洞朗对峙地区人员,这一措施正在进行中。 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与此同时,华春莹也表示,同时,鉴于现场情况已出现变化,中方将根据现地情况作出必要调整和部署。 中印的相继表态意味着,这场在洞朗地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军事对峙暂时告一段段落。中印对峙的突然中止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也在其社交网络推特上称,看到中印媒体关于洞朗结果的不同版本,真的很有趣。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会停止道路建设吗? 他还说,双方都称在洞朗获得了胜利,但是如果中国的道路建设停止了,那么印度赢得了这一回合。 他还说,日本在2010到2013年的所作所为,以及印度2017年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对中国的反抗会导致北京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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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再爆新线索 海航与这家公司关系密切

流亡美国富商郭文贵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频频爆料,直指拥逾万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海航集团(海航),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有密切贪腐关系。海航不断反击撇清郭的指控,惟未能消除外界质疑。一直紧咬海航的美国《纽约时报》24日再发报道,称新线索显示海航高层与太平洋美洲公司关系密切,背后或能揭示谁在真正控制海航。 撰写今次题为”新线索浮出水面,究竟是谁在控制海航?”报道的《纽时》记者David Barboza,曾发表对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家族贪腐等报道而获美国普立兹奖,而温家族的报道也令《纽时》网站遭中国封锁。目前围绕海航的疑团,包括海航领导层如何在外留截海航利润、海航如何从国营变民营,以及其大股东、郭文贵称与王岐山有亲属关系的贯君如何取得海航股权等。 港设离岸公司控制海航股份 报道称,海航以往曾称未持有总部在纽约的太平洋美洲公司股权,海航与其互相独立。不过经查阅未曾披露过的公司文件,以及美国法庭纪录等,发现海航董事会主席陈峰的弟弟陈国庆,1990年代已赴美国成立太平洋美洲,并与陈峰儿子陈晓峰一起经营,以帮助海航属下的海南航空在海外购买引擎和零件等,而太平洋美洲则向曾是其子公司的海南航空收代理费。随后太平洋美洲也进军管理商务机、经营酒店等业务。有内地法律专家称,海航未曾向监管部门披露这些讯息,或违反中国证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定。 此外,据本港公司註册处及内地相关部门提交的公司纪录显示,陈国庆对海航高管从一家国营公司领导者变成公司持股人的身份转变起关键作用。陈通过曾为太平洋美洲工作的孟繁巨、现任海航首席执行官谭向东,以及陈晓峰等人,在本港及开曼群岛成立并持有一系列离岸公司,使这些公司很快控制海航大量股份,更能有效隐藏这些人的角色。而贯君最后所持海航股份,则由陈国庆和孟繁巨得来。 海航为近年在海外并购最积极的中国企业之一,对象包括希尔顿酒店、德意志银行等;惟郭文贵此前不断爆料后,诸如美国和欧洲的监管部门展开审查,更传出美国银行因对海航不透明的公司结构而终止与其合作。 贯君股份捐慈航基金会 上月底,海航称贯君已将其佔约3成的所有持股,捐给在纽约新成立的”海南慈航公益基金会”,其他股东也会在辞职或死后将持股捐给内地的海南慈航基金会,最终令两个慈航基金会100%持股海航;惟声称做慈善的基金会背景及运作皆神秘,未能消除外界质疑。海航已拒绝回应今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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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新线索浮出水面,究竟是谁在控制海航?

2016年,北京,有着海航集团标志的建筑。两位中国法律专家说,海航可能违反了中国的证券法,因为它没有在其监管文件中作出某些披露。 对海航集团所有权和公司结构的疑问正在逐步增加,促使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者们对其进行审查,并导致至少一家华尔街银行与其分手。海航集团是在海外采购最积极的中国最大企业之一。 围绕着海航的谜团表现在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总部设在纽约(专题)的太平洋美洲公司(Pacific American Corporation)的关系上。 海航以前曾说,太平洋美洲是一家独立公司,该公司为海航集团下属的海南航空公司购买发动机、备件和其他航空设备,并表示海航集团不拥有太平洋美洲的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此前未经报道的公司文件,文件显示,海航与太平洋美洲有更密切的关系。太平洋美洲曾由海航共同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陈峰的儿子和弟弟经营,并曾由海航控股。 这些文件显示,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弟弟,通过使用在香港(专题)和开曼群岛设立的中国境外实体,对帮助建立海航最初的所有权结构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离岸实体有效地隐瞒了海航高层管理人员及其亲属对公司的控制权。 两位熟悉中国法律的专家说,海航未在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披露这些信息,可能违反了中国证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定。这些遗漏可能会引来更多关于什么人最终控制着海航的问题。海航是一家未上市公司,为收购希尔顿酒店和德意志银行等全球公司的股权,它近年来已经花了300多亿美元。 海航集团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海航正在为收购大笔外国资产寻求美国和欧洲的批准,不披露上述关系可能会让美国和欧洲加强审查。一份内部电子邮件显示,华尔街银行之一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已表示不再与这个中国企业集团合作,因为该银行对海航不透明的公司结构及其他问题表示担心。 美国、欧洲或香港的监管机构都还没有指责海航集团有任何不当行为。 海航与太平洋美洲的关系很重要,因为这种关系有助于了解海航如何经营其全球业务,并为谁是这个价值1000亿美元、得到中国国有银行大力支持的企业集团的最终控制者提供线索。 海航与太平洋美洲的关系在美国的法庭记录、新加坡的监管文件,以及包括领英(LinkedIn)在内的其他在线材料中都有记载。比如,据网上的生平小传称,海航在美国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的儿子陈晓峰(Daniel Chen)和弟弟陈国庆都说,他们曾同时为海航和太平洋美洲工作,担任过太平洋美洲的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记者未能联系到陈家人对此置评。) 而且,在两起涉及海航集团子公司海南航空的不同案件里,公司高管和长期业务合作伙伴都在宣誓属实的证词中承认,太平洋美洲与海航集团或其子公司海南航空曾经有过隶属关系。 “海南航空是太平洋美国公司的子公司,”海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朱益民就多尼尔北美航空公司(Dornier Aviation)诉海南航空公司的破产案在2004年提交法庭的一份陈述中说。“海南航空与太平洋美国公司同属于母公司海南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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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如何把恩人汪东兴赶下政治舞台的

汪东兴自1947年调任毛泽东的警卫始,其间除短暂下放江西任副省长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路水涨船高,从一介警卫,二十多年间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并长期执掌中央警卫局身负毛泽东的安危。 文革中,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项目组负责人,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 然而例外是有的,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两人间的交往充满着温情。 但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斗争中,也正是邓小平给了汪东兴致命一击。 温情的交往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爆发。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 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 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最高党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 此后,邓小平屡受冲击,几乎被开除党籍。 邓小平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离不开一个人的相助——汪东兴。 尤其是在邓小平下放江西和“天安门事件”中,汪东兴在幕后可谓出力不少,帮助邓小平化险为夷,也保存了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能够复出的机会。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详细描写了邓小平从北京前往江西的经过: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 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 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 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项目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 ”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文革期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在《凤凰周刊》中指出,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不仅安排邓小平几年未见的长女邓林前来道别,还允许邓小平夫妻前往医院看望长子邓朴方。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期,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 更重要的是,汪东兴在邓小平复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杨银禄的文章写到,在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 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杨银禄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 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 ”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 或许这些只是汪东兴遵从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特殊待遇的指使,然而这对邓小平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就连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的描述,也左证了汪东兴对邓小平的大恩大德:“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 复出的绊脚石 “文革”开始前后,汪东兴开始受到重用。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财新网梳理了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认为汪东兴无限忠诚于毛泽东:在毛泽东生前,汪东兴极少与毛泽东想法不一致。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在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因为“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让毛泽东颇为恼火,但事后还是让汪东兴检讨过关了。 毛泽东评价他道:“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 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 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 在毛泽东逝世后,汪东兴如毛泽东所料,在平定“四人帮”上立了大功。 随即,他转而支持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成为华最坚定的拥护者,与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并阻拦邓小平再度复出。 叶永烈在《他影响了中国》一书中写道,文革结束后,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为华国锋帮腔:“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 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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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最大人事难题:王沪宁和栗战书不共戴天

王沪宁在起草去年的六中全会公报时本来是参照了当年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写进了“党内禁止个人崇拜”,但考虑到现如今外界对中共宣传机器诟病最多的内容就是在党内重搞毛时代和华国锋时代的“个人崇拜”,所以习近平同意了栗战书的意见:“我们党内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个(外界媒体强烈质疑的)问题,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句话”。习近平和栗战书的意思是,如果在六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禁止个人崇拜”的字样,等于是“不打自招”,自己承认了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沉渣的“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已经又回到了现实社会。 众所周知,自习近平上台之后,无论是国内巡幸还是对外出访,都会有栗战书和王沪宁这“哼哈二将”随扈左右。曾有外部媒体形容习近平身边的栗战书和王沪宁是“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事实上栗战书虽然没有王沪宁的政治理论水平,但也是擅长舞文弄墨,时常为总书记捉笔代刀。笔者曾听说栗战书起草的中办文件有时会被习近平指示”让沪宁再润色一下“,让堂堂河北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生栗战书心里很不是滋味。 外界媒体也曾经刊登过一篇幅介绍详细介绍王沪宁的文章,披露出的“内幕“之一就是在斗倒了令计划之后,栗战书已经成了”王沪宁如今的直接政治对手“。 该文章发表于三年之前,文中介绍道:十八大上,栗战书成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双科状元”,是中办历史上职务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主任(栗以前中办主任职务最高的是曾庆红、王刚,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国内外瞩目。相比之下,王沪宁虽进了政治局,却被摘掉了原有书记处书记的帽子,仍然只挂个中央政研室主任的头衔,是含金量最轻的政治局委员。要提高政治含金量,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成为习近平信得过的首辅大臣,首先必须尽可能弱化栗战书在中央工作中的作用和分量,尽快提高自己在习心目中的地位。这对于王沪宁来说是轻车熟路,他有和令计划较量的经验,有长期在中南海工作的实践。而栗战书初到中央工作,情况不明,门道不熟,同王沪宁相比显然没有优势。据红墙内传出的消息,十八大以后这一年,王沪宁不仅在新的中共政治人事格局中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地位,与栗战书形成了新的稳固“二人转”,而且在效力于习近平的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头开始压过栗战书。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中央政研室,由王沪宁兼任改革办主任,王的政治分量陡增。人们分析,栗战书虽然和习近平是几十年故交,王沪宁像拱倒令计划那样把栗战书拱倒,是迟早的事。 该文中所说的栗战书是是中办历史上职务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主任并不准确,汪东兴当年官至党中央副主席时仍还兼任着中办主任职务。笔者在此特别强调这一点是考虑到了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之后的栗战书仍然会以政治局常委身份继续兼任中办主任职务的可能性。 至于该文中所说的王沪宁兼任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政治分量陡增“,其实也不尽然。王沪宁本来就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该室本身就兼并了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的功能,等于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所以王沪宁任深改领导小组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顺理成章。相比较而言,栗战书兼任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才更显重要。 近四年多时间来,王沪宁和栗战书的分工似乎十分确明确,王沪宁专管对习近平的念头和想法进行理论包装—-包装之后念头就变成了“理念“;而栗战书则专管对党内外吹嘘习近平本人和王沪宁帮他理论包装之后的”重要思想”。 近五年前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刚刚落幕,王沪宁的名字出现在公报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次日,笔者即撰写了《王沪宁:“入污泥还没染”的新科政治局委员》一文,文中介绍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的十五年多以来,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离京外出视察也好,出国访问也好,身边随扈之中必有王沪宁的身影。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在中央的职务由书记处书记又晋升半格成为政治局委员,此后的几个月里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无论走到那里,陪同人员中仍然是少不了王沪宁。如今外界一提起王沪宁,还是习惯将其称之为中南海首席幕僚,其实如此形容已不甚准确,事实上他从为江泽民创立“三个代表”到为胡锦涛设计“科学发展观”再到如今正受命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进行理论诠释,已经被连续三届党国最高领导人尊之为“国师”。 前面说的那篇详细介绍王沪宁的文章则称他为“三朝‘帝师’“,该文章总结说:作为江的理论化妆师,王沪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成为江的理论标识和政治纲领。江泽民退位后,王沪宁不遗余力主持编辑出版了《江泽民文集》一至三卷,为建立江的理论遗产和政治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锦涛上台后,王沪宁转而成为胡的文胆,“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胡的理论标识和政治纲领写入了中共《党章》。 十八大习近平掌握中共大权后,王沪宁又成为习的文胆。习近平视察各地、检阅三军、出访国外,王沪宁每每紧跟其后,并提出了“中国梦”作为习的纲领性政治口号。 该文章评论说:王沪宁是服务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首席理论家,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胡乔木这位当年中共“第一支笔”,也只是为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导核心服过务……。王沪宁在中共党内则是“一枝独秀”,成为自胡乔木以来第二位职务到政治局委员的大秀才,而且又是三朝“帝师”,这显然是胡乔木、等前辈同行难以企及的。 据此,有人曾当面夸赞王沪宁,王则谦虚地说:“胡乔木、郑必坚他们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党内生活不正常,他们是英雄难有长久用武之地。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加上出道时年轻,又有贵人相助,所以比他们能多干一些年头。按有关年龄规定,我还能干十几年,就把老本行继续干下去,争取为习总书记以后的领导人再做点服务工作。”王沪宁这种当“四朝帝师”的政治追求实在令人敬佩。 上述内容无论是否属实,王沪宁本人如果被内部人士追问起来,肯定会断然否定。道理再简单不过,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十月的王沪宁比习近平小两岁多,到二零二二年十月左右中共二十大召开时刚满六十七岁。按照所谓“七上八下“的说法,他的政治生命确实还应该再续五年,但所谓”争取为习总书记以后的领导人再做点服务工作,不是在变相提醒习近平也要遵照两届十年任期的惯例,在二十大上交班吗?假如王沪宁和栗战书“明争暗斗”的说法成立,那么栗战书不借此在习近平那里狠狠参他王沪宁一本才怪! 中国古人早有“不共戴天”之说,而如今王沪宁和栗战书能否继续在习近平这一个“天子”的羽翼之下和平共处,端看十九大上新的人事安排了。如果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果真已经恶性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岂不成了十九大高层人事安排内容中的最大难题? (文章来源: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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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看门道 美媒盘点中共19大看点

中共共产党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结束。据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在本次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思想”将毫无悬念将会被写入党章。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共19大还有哪些其他看点? 由中共退休高层、现任高层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预计本星期结束。由于此次北戴河聚会在19大前,时间点非常特殊,因此,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尤为引入注目。北戴河会议一般讨论中共党内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思想将写进党章 美国《赫芬顿邮报》(Huffpost)报道说,习近平的权力在本次北戴河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可以说,今年的会议是“习近平的会议,由他召开,也是为他召开”。 报道援引在北京的西方消息人士说,有关“习近平思想”将在19大被写进党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得到确定,而且,这个消息人士说,与会人士中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决定,而这对北戴河会议来说非同寻常。 报道评论说,这样一来,习近平将超越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直接比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因为习近平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个以姓名命名其思想理念的中共领导人。 根据香港《明报》3月份的一篇文章,“习近平思想”包含“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及“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美国华裔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不能确定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是否得到所有与会人士的赞同,但是如果“习思想”19大被写进党章不会令人吃惊,而这也是习近平权力得到巩固的重要标志。 他说:“你看‘习近平思想’的造势,因为以前在任的总书记没能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这就证明,他现在的政治地位没有人可以挑战他。”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邓小平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在离任后被纳入宪法的。 王岐山留任可能性大 如果遵守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67岁可担任常委、68岁则必须出局)”的不成文规则,习近平的“左膀右臂”、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无法留任(王岐山已69岁)。 另外,由于流亡海外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未经证实但引起耸动的爆料把矛头直指王岐山,他的去留更是增加了变数。 但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认为正是因为郭文贵的所谓爆料,王岐山留任的可能性增加。 他说:“正是因为郭文贵,如果说因为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就下去了,那就证明郭文贵是对的,有道理的。共产党这样做(留住王岐山)就证明你外面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没事。” 裴敏欣还提到王岐山可能留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王岐山是过去五年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如果王岐山出局,会令人觉得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反腐是失败的错误的。 政治局常委5人还是7人?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外交政策专家瑞恩·哈斯(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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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施压 朱镕基温家宝之子退出金融界

美国媒体刊发何清涟文章《习近平施压 朱镕基温家宝之子退出金融界》全文如下: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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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与肖建华的命运纠葛 和习家人有生意往来

美国媒体发表文章称,需要时,拥有AMC连锁电影院线并心怀好莱坞野心的中国企业集团大连万达,有时会求助于一位政治人脉广泛的中国亿万富翁神秘的商业网络。现在,万达和这位名叫肖建华的富翁都面临中国官方的压力,据万达的一名内部人士称,此事可能并非巧合。 今年1月,肖建华在半夜被身份不明的男子用轮椅从香港一家酒店带走。据信,他现在正在内地协助当局调查金融行业。他的法律状态尚不清楚:中国政府未就他是否被关押公布任何消息。 肖建华已失踪半年。现在,随着中国的大型企业被监管机构要求削减债务的压力日渐加剧,万达正在抛售其商场、酒店和游乐园帝国的大量资产。 中国当局未公开讨论过肖建华的情况。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教授、万达AMC娱乐(AMC Entertainment)的董事之一托尼·塞奇(Tony Saich)说,万达的问题可能和肖建华与当局的合作有关联。 “我认为,现在正在上演的所有这一切,可能都和肖建华回到内地有关,”塞奇说。 塞奇曾在哈佛招待过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也因肖建华给哈佛的捐款而与其相识。 塞奇说,肖建华也许正在向政府监管部门介绍很多企业之间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债务和持股关系网,这个网络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危险。在共产党即将于今年秋天召开的一场重要会议前的这几个月里,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强调稳定,给人以政府正在收紧控制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事情层层上报到了习近平那里,他们对于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塞奇接着说。 万达和肖建华从未公开谈到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但记者在内地和香港查阅的大量企业备案文件显示,肖建华的生意伙伴既参与了万达2014年在香港上市之前的筹备过程,也参与了万达在不到两年后的私有化。 目前尚不清楚是万达主动寻求肖建华的帮助,还是因为肖建华在中国商界的人脉太广,这些联系难以避免。现年45岁的肖建华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万达的发言人在被问及肖建华与公司的关系时也不愿置评。 万达是中国诸多被称作灰犀牛——具有政治人脉的私营公司,在海外大手笔投资,在中国国内向银行大量举债——的公司之一。因为巨额债务,以及与共产党权贵的家人之间广泛的金融往来,万达是典型的灰犀牛。 万达与和肖建华有关的公司的关系,要追溯到八年多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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