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七

本報專欄作者 王哲

1959年7月2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毛澤東當天講了十八個問題（註：之後又加一個團結問題，變成十九個問題）：一、讀書：號召讀些經濟管理方面的書籍。二、形勢：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懷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三、今年任務。四、明年任務。五、四年任務：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工業管理問題。十、體制問題。十一、協作關係。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結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哄而散。十三、學會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十五、恢復農村初級市場。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國際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此後直至7月14日，會議基本按照預定計劃進行著。其間7月9日晚九點多，毛澤東會見了賀子珍，這是自1937年賀從延安離開毛去蘇聯、間隔了二十二年後的重逢，這次一個小時左右的會面，賀子珍的病體讓有著詩人情懷的毛澤東黯然傷懷6。7月10日，毛澤東在召開的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會議上說：會議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長不延長到那時再定7（請注意：此時毛沒有提及召開八屆八中會議一事）。

毛澤東7月16日在批示印發與會者討論彭德懷的信之前，還陸續批示印發與會者如下文件信函：7月3日，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稿；7月3日，會議的《討論問題》（共十九個問題）；7月4日，中宣部編印的《宣傳動態》裡兩篇文章；7月4日，周恩來送閲的《一個“普通農民”給毛主席的信》（反映中共桐廬縣委領導浮誇虛報、形式主義等問題，周恩來附信建議印發到會同志）；7月5日，批示的陳國棟（時任糧食部副部長）關於一九六零年度糧食分配和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和李先念為報送該報告給毛澤東的信；7月5日，張聞天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發言紀要《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註：毛在上面做了與張相左的或者說是完善張看法的批語）；7月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政治工作簡報》中刊載的《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有牴觸情緒》；7月5日，中央統戰部整理的關於國家機關黨外人士聽了國內經濟情況解釋後的綜合反映的材料；7月10日，河南省委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賬工作的報告；7月10日，農業部關於冬種準備會議情況的報告；7月10日，河南省委關於公共食堂問題的報告；7月10日，陸定一報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7月13日，中央辦公廳一位幹部關於山東日照縣農村情況的來信（來信說：日照縣去年“共產風”颳得不大，大躍進使這個縣面貌煥然一新，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

從上述毛澤東擬定要討論的十九個問題以及批示印發的那些文件信函等，不難看出就像他在7月10日召開的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彙報討論情況會上說的：“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那麼這種思想上的統一，是要通過對發生的各類各種問題的討論溝通才能實現的。討論的議題越廣泛、越深入，思想上的統一才能越全面、越牢固。所以比照上述印發與會者討論的文件信函，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來信一視同與，難以認定是有意難為彭或故意給他下套。理由如下：

一、在將彭德懷的信批示印發與會者當日，即7月16日，毛澤東又請一些領導人上山，其中固然有彭真這樣與彭德懷有前嫌的（因高饒事件8），但也有黃克誠這樣彭的知交。另外毛澤東還特別徵詢陳雲（6月8日陳雲致信毛澤東，因心臟病發作，遵醫囑申請休息三個月9）能否上廬山，而一貫對大躍進持保留乃至反對態度的陳雲，如果上山會對代表其心聲的彭德懷下手嗎？雖然以陳雲的性格未必會成為彭的援手，但沉默不語或寡言少語還是能做到的，即便如此，以陳雲的地位威望，還是能給與會者無形而有力的影響的，從而會直接或間接地聲援彭。以毛澤東知人之能、高遠之瞻，如果想倒彭的話會給自己出難題、設障礙嗎？

二、7月1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開會。毛講了幾點意見：1.總的來說，我們對過去幾年工作的總的估計是得多於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償失，應該承認這一點。2.總的來說不能洩氣，要鼓幹勁。當然有一部分氣要泄，一部分基建項目下馬，這就要洩氣，這部分氣非泄不可。3.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稀里糊塗地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掉頭。4.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只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如果毛澤東當時認為彭的信是右傾，那彭就是毛“右傾的朋友太少”中一員10。

三、7月17日，毛在同周小舟、胡喬木、田家英、李鋭談話時說：昨天晚上我講了現在實際是反冒進，反冒進的頭子就是我。還說經濟工作還是由陳雲掛帥好11。

四、7月20日晨，毛澤東在聽取楊尚昆彙報各組討論情況時說了四點意見：1.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2.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迴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3.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4.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願意認真總結去年經驗教訓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12。

五、7月20日晚，毛澤東召集各協作區主任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鐵、陶鑄、張德生等人開會。毛澤東講了不要怕別人批評的問題。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表示不贊成。柯慶施希望毛澤東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柯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13。

由上述可見，毛澤東跟左（柯慶施、李井泉等人）中（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右（周小舟、胡喬木、田家英、李鋭等人）、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中（柯慶施、李井泉等人）下（胡喬木、田家英、李鋭等人），都清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如果像有人說的這是毛澤東在放長線、在辨識人，那這不僅冒著把自己放成孤家寡人的危險，更要在上上下下的同志面前喪失信任和道義，何況毛澤東最關心的就是表決時能不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註：林彪語）。所以這種說法很難成立。

但如果說毛澤東此時和彭德懷確是同一心念，確是彼此太少的“右傾”朋友，確是對柯慶施的那番話（希望毛澤東出來說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一點兒不動心，恐怕也有失牽強。只是無論怎樣牽強，讓幾乎一天之間在幾乎沒有什麼徵兆下、由原本話裡話外流露著認同彭德懷信裡的批評、甚至自詡為反冒進司令的毛澤東，一下子乾坤顛倒、雷霆震怒、大加撻伐。這究竟因為什麼呢？

7月21日下午，張聞天在小組會上做了“整整三個鐘頭”的發言。張聞天曾擔任過黨中央總負責（實質也是總書記，總之是中央一把手），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在二人長期共事中，對二人關係起決定作用的是四個會議外加毛、江婚姻。四個會議：一是寧都會議；二是遵義會議；三是會理會議；四就是這次廬山會議。

寧都會議是毛澤東一生最灰暗、最失意的時期，所以他一生銘刻於心，建國後仍多次談及。1960年接見外賓時曾說：那個時候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裡，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1964年接見外賓時曾說：“寧都會議後，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1965年接見外賓時談起那段被打入冷宮的歷史，曾詼諧地笑道：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三次接見外賓，自然是由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作陪。而寧都會議兩個最重要的當事人一個是毛，另一個就是周。毛是會議被整肅者，周既是有意無意寧都會議的促成人1，更是毛的繼任者。寧都會議“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2，以後會有詳述。
“愛屋及烏”，“恨屋及烏”；愈愛愈及，愈恨愈及。恩怨分明的毛澤東後來對寧都會議整肅自己的人，除去世早的，如任弼時（1950年便去世）、項英（“皖南事變”犧牲）、鄧發（1946年4月8日由重慶乘機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博古（同鄧發同時遇難）、顧作霖（1934年因病去世）。對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還比較溫和）等人，一直心存芥蒂；對因自己而受牽連的人，如鄧小平，一路提攜，包括“文革”中鄧的保護；對“鬼都不上門”卻冒著風險上門來看自己的人，如林彪、聶榮臻、楊至誠等人，其後一直視為嫡系。

張聞天1931年由蘇聯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夏，共產國際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他被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1932年在寧都會議召開半年前，發表了著名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文中以“中央蘇區的同志”為代名，不點名地指責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寧都會議召開期間，“洛甫（張聞天）要開除我，周（恩來）、朱（德）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毛澤東1966年10月24日在部分領導人參加的中央會議上的講話）。隨著當時批評整肅毛的主要領導人一一過世，到了毛說這個話的時候，如果不是寧都會議周恩來取代了毛，在毛認為整肅自己的那些人名單排序上，張可以排在周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