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七

作 者： 王 哲

8月22日，毛澤東決定再次擴招參會人員。擴大的範圍是空前的，大軍區領導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參加；省軍區司令員、政委和野戰軍軍長、政委全部參加。此外，全軍師以上單位各派兩名正職幹部參加。出席會的有全軍選派的師以上黨員幹部1061人，另有508名有關人員列席了會議，會議的氣氛也陡然嚴肅起來。

蕭華、張宗遜揭發彭德懷和赫魯曉夫的勾結問題，在廬山已經被毛澤東點名了，這次再度提出，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確實和赫魯曉夫見過面，時間是1959年5月29日下午和30日晚上，不過當時不僅彭在場，幾乎所有的軍事代表團成員都在場，還有翻譯，彭德懷申辯說自己根本不懂外語，怎麼和赫魯曉夫內外勾結，但是沒有人回應。彭德懷被逼不過，氣憤的說：“把我拉出去槍斃好了，你們哪一個是俱樂部的成員，自己報名來。”

當時敢講真話的人還是有的，就是時任北京軍區參謀長的鐘偉，一個和電視劇《亮劍》裡的李雲龍頗為相似的軍人。鐘偉人瘦個子小，軍銜為少將，但卻是對彭德懷問題反應最強烈的一個。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4歲入團，15歲參軍入黨，在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和徐海東的紅十五軍團先後任連指導員、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所以歷史上與彭德懷確有淵源。但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後來他還是東北野戰軍二縱第五師師長，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機智勇敢，個性也十分張揚好強，從不隨大流，他認準的方向別人很難改變。他雖時常堅持己見，有時甚至違抗林彪的指揮意圖，但大局觀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賞識。在整個四野系統中，鐘偉是唯一的一個從師長直接升任縱隊司令的幹部。

就在羅瑞卿指責黃克誠是破壞一、三軍團團結搞宗派分裂活動的“罪魁禍首”時，鐘偉突然站起來說道：“你瞎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紅軍離開哈達鋪以後，是我帶著一個營在後面擔任收容任務。你所說的處決衛生部的那個楊興仁，根本就不是黃克誠同志決定的，而是上邊給我的命令，我敢不執行嗎？這事林彪同志都知道嘛。”
鐘偉這個發言，引起會場一陣議論，立即遭到“圍攻”。但他仍滔滔不絶，慷慨陳詞。楊勇、蘇振華將軍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講了，但鐘偉越說越激動，漲紅了臉，手指著台上，幾乎是在叫喊：“你們不是在逼彭總交代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嗎？算我一個吧，也把我拉去槍斃吧！”會議主持者立即叫人將鐘偉帶出會場，看管起來。過了幾年，毛澤東很偶然地問起了鐘偉的情況，鐘偉的案子受到關注，但他沒再能回部隊，而是被下放到安徽當了農業廳的副廳長。1976年“四人幫”被抓捕、老乾部們紛紛被平反後，他找到黃克誠要求重返軍隊，黃老說：你就老實在家待著吧，打仗會叫你的。

隨著批判的深入和鬥爭的升級，會場氣氛越來越嚴峻。9月5日，揪出了洪學智、萬毅、鐘偉、鄧華，並劃分為五個小組。除第五小組外，其他四個小組都分別交代了任務：第一小組負責清查鄧華的問題。因為開會期間有人給大會主席遞了條子，說鄧華與彭德懷關係密切。第二小組負責清查萬毅的問題。因為7月22日在廬山開會時，他曾發言表示同意彭德懷的意見書。第三小組負責清查洪學智的問題。因為他與黃克誠個人關係較深，與彭德懷關係也很密切，會議期間對彭德懷、黃克誠的問題揭發又很少。第四小組就是負責清查鐘偉的問題，要查他為什麼為彭德懷、黃克誠打掩護、解圍。

9月11日，毛到會講話，在肯定大會開得好、強調團結，包括團結犯了錯誤的人的同時，著重講了兩條：一是在軍隊裡組織派別，煽動反對中央，破壞黨的團結，反對黨的領導機關，無論哪個時候，都是絶對不許可的；二是切記不不可以背著祖國裡通外國，這個同志們開會已經批評了。自古以來，凡是背著祖國裡通外國的人，從來是沒有好結果的，並且是法律上不允許的1。這也許就是後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誰都可以平反，唯有裡通外國的彭德懷不能平反的根源。

9月12日會議結束，彭德懷被迫寫出了正式的檢討，在毛澤東讚揚這份檢討同時，中央通過決議，正式稱呼彭德懷為“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批判彭德懷最厲害的幾個人賀龍、羅瑞卿、蕭華、譚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揚，作為主持人的林彪也得到了毛的肯定。洪學智、鐘偉、鄧華、萬毅四人被稱之為小“彭黃張周”，全都被下放。鄧華被下放到四川當副省長，洪學智被下放到東北吉林省當農業機械廳廳長，萬毅下放到陝西省建委當副主任。

會後，全軍各大軍區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鬥爭。參加會議的有28691人。同時，各省軍區和師、團召開排以上黨員幹部會，傳達貫徹“兩會”精神，並聯繫本單位批判鬥爭了一批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僅一個月的時間，全軍重點批判了847名幹部。到1959年底，全軍划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45人，其中團以上幹部1848人。

應該說基本達到了毛“完全肅清彭在軍隊的影響”的目的，但“按下葫蘆浮起瓢”，林彪軍事集團也就此開始了長達12年對中共軍隊的全面統轄和管理，後來毛為“清理這一門戶”更是元氣大傷，此是後話。在林彪主持軍隊工作期間，既有取得了局部對外中印之戰、珍寶島之戰的勝利和第一顆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成功發射以及第一艘核潛艇順利下水，包括航空母艦的研造。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早在1970年，我還在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時，就根據上級指示，組織過航空母艦的專題論證，並上報過工程的方案。”但一切到了1971年9月份，即“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便戛然而止。也有至今仍有一定影響的“雷鋒榜樣”，無論當時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加以樹立和宣傳，但“艱苦樸素、樂於助人”的這種精神，是不能因時因事而廢的，斯於當世。還有林彪發明的“毛主席語錄”、“四個偉大”以及發動的一系列對毛效忠式的的宣傳和由此對軍隊長期思想的禁錮並以此為基石和指導的對毛發動的“文革”的支持等等。應該說有功有過亦有罪，且功大於過，只是因功罪性質不同，無從相抵。但無論對於林彪本人，還是他身邊的黃（永盛）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以及麾下眾多追隨者來說，功非其首，罪亦非其首；功非能自主，罪亦非能自主。不在其位，或未得其功罪；既在其位，自必得其功罪。何必有功則攬，有罪則諉，有得則喜，有失則悲，喪其智而遺人笑耶？！

1959年9月30日，彭德懷交還了元帥禮服、勛章等，如其所言：老百姓生活中不需要的，我都不要。同一天，彭德懷悄然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搬到頤和園東約二里的掛甲屯吳家花園居住。10月1日，在天安門的盛大典禮上，人們再也見不到功勛卓著的彭德懷元帥，取代他檢閲部隊的是新任國防部長林彪。開國慶典和退勛掛甲，幾乎同時進行。對於彭德懷來說，他決定不了開國慶典的時間，但可以決定自己明志抒懷的方式——“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在舉國歡騰、焰火繽紛的那個夜晚，在京城一隅，一個沉靜的老人，默默地回想著那些槍林彈雨、戰火紛飛的年代、那些衝鋒陷陣倒在血泊裡的戰友、那些他為之“鼓嚨呼”的饑寒交迫中期盼著的老百姓……

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被安排在中央黨校學習。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楊尚昆等一同參加。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後共進午餐。

毛召見彭德懷，又拉上除身體原因林彪、陳雲以外的全體常委和幾個主要負責人，絶非泛泛之舉草率之為，而是與之前在廬山思量彭德懷時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或者說這一見面形式本身，就相當於繼廬山那兩次批彭後的第三次常委擴大會，當然氣氛和內容已經不是彼時的黑雲壓城，而是和風細雨，至少毛一方是執此態度的。毛深知，這次倒彭過於牽強，這從軍委擴大會議前期應者寥寥即能看出；其次如前所言，毛是恩怨極其分明的人，心裡一直深深感念彭當初在幾乎所有高層反對毛出兵朝鮮的關鍵時刻，放下個人得失（相對安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萬一失敗後一時名聲乃至生命）挺身而出，鼎助自己，最終也成全了自己，頗有點像年羹堯對雍正來說的對匈奴的“西北大捷”；再有就是作為已然是“勝利者”的毛澤東，此時他需要表現出作為領袖的寬厚、作為戰友的情分乃至作為不同政見者的誠懇，他要讓他身邊這些個各懷心腹事的同事看看，自己是怎樣對待反對自己甚至“罵自己娘”的人。同時，毛也要就此窺探一下，他身邊這幾個“股肱之臣”的心態；另外毛也清楚，對熟知國情內情的人來說，比如自己身邊的幾個秀才，都認可同情彭德懷，何況他人。對不少人來說，彭因此次不是聲望降低了，而是形象更高大了。所以對最看重軍權、更高瞻遠矚的毛來說，他既要肅清彭在軍隊的影響，又考慮“此一時彼一時”、也許將來還有需要彭的時候，至少不能讓他為人所用；而最重要的是毛通過彭支持自己出兵朝鮮和這次廬山進言，看到了彭忠誠為民為國為黨、而非為個人的、這種在當時黨內黨外上上下下極為罕見的品行和意志。深諳歷史的毛知道，這對最高統治者來說既是最為難得的，也是最為棘手的，是最具代表的雙刃劍。但毛知道連昏君嘉靖都能包容海瑞（此時毛內心已經把彭視為了海瑞，後來用這張牌，打出了毛“一生干的兩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即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使自己一世英名因此而損，天意乎？此是後話）因此他必須要處理好這件事。他深知以他現在的權威，越是看似容易扼制人們表面的異議，越是難以消弭人們內心的不滿。尤其彭這件事，本身就先天理虧三分。所以，毛想著哪怕就是那些人心裡嘲諷他“當婊子立牌坊”，也得把這個“牌坊”立得高高大大、光鮮亮麗、應時應景才好。為此，毛請了能到場的所有要員作陪，給了彭可以說自己會見同事最長的時間，送了彭簡而言之最大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