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三

作 者： 王 哲

8月11日，毛、林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毛說：在大躍進中，放了許多假“衛星”，報紙上登了許多這些東西，勢必要走向反面，從浮誇之風就走向實事求是。但要反對右傾思想，不要鬆勁，要鼓幹勁。彭德懷同志提出辭職，究竟彭德懷同志幹不幹國防部長？黃克誠同志幹不幹總參謀長？請同志們考慮。照樣不動好，還是改換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議，特別是軍隊方面的同志建議，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我是贊成開的。關於彭德懷同志的錯誤，要做個決議，不然沒有證據。這個決議我們準備不要發廣了，發到縣一級、團一級幹部，不在全黨去討論。只要有這樣一個處置，就保障了我們的黨沒有危險。我不贊成把他們開除出政治局，更不贊成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有幾個反對派，我看有好處，可惜太少了一點，只有一個半，一個政治局正式委員，一個候補委員。這些都是我們常委會議論過的，我現在代表常委會說話。我跟彭德懷同志講過，難道我們三十一年的關係，現在就在廬山分手嗎？我們就決裂嗎？我說不，不應當決裂，我們要合作。應該把他們留下來，幫助他們，同志式的態度。這樣就必須搞兩條：一條叫做批判從嚴；一條叫做處理從寬。這個處理從寬，並不是一點職務都不變動。歡迎最近幾天這些同志的進步。

毛還說彭德懷：你歷史上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參加高崗集團。我們知道你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為什麼那個情緒一下子反映到那邊去呢？我看無非是你想掛帥，與其你掛帥，不如我掛帥。你們如通過彭德懷掛帥，我沒有辦法，我服從。你們如通過我掛帥，我就掛。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必須政治掛帥，第一書記掛帥。他們所謂“民主”，就是要反現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民主”。他們所謂“集體領導”，是宗派主義的，不利於黨，不利於民族，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而我們的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的，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他們所謂“集體領導”與“民主自由”，與我們的是兩種：一種是反動的，一種是革命的。

8月11日毛澤東發表長篇講話後，13、14、15 日三天連開全體大會，由彭、黃、張、周作檢查，大家批評。根據毛澤東和常委會定的基調，人們十來天的揭發、批判和幫助，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三人（周小舟由於思想不通，沒有讓他在大會上作檢討，但在大會上逼他作交代）。最後只能“繳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攬起來，除此別無出路。因為必須維護黨的總路線，維護黨的團結一致，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

8月16日全會閉幕，在閉幕會上的發言中，毛在提到海瑞時說，有人說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只聽一方面的。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在這裡，毛澤東已經把“海瑞”作為“政治牌”而論了，及至後來文革前夕，毛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燃出“文革”，也是一脈相承、有依可循的。

同時，毛還提到了高崗，毛說：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勛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願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現在習仲勛表很好，還有賀晉年、張秀山，也要跟他們搞好關係，他們也表示願意搞好關係。在此，毛的這番講話隱含著三點：一是毛的這種遺憾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毛雖沒有明言，但未必沒有所指，瞭解內情者，自然心知肚明；二是這種遺憾，可不是情感方面的遺憾，而是政治的、權利的；三清楚的點明習仲勛與高崗的關係，進而與彭德懷的關係。

後來，習仲勛因為《劉志丹》這本小說被牽連打到，以及彭德懷因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再次被毛點名。有虧則愧，弄歹則虛，有的會以進為退，有的會以退為進，有的會以退為退，而只有秉承曹操——“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種信條、換而言之唯我獨尊的毛澤東，才會斷然採取以進為進這種最強硬、不留餘地的做法。毛推崇曹操，曾寫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之詞；毛推崇秦始皇，曾寫下“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事件要商量”之詩；毛推崇朱元璋，曾效仿朱採納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策，寫下“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之語。毛雖然博覽群書，精研《資治通鑒》、《二十四史》，但歷史上真正對毛有巨大影響的人是這三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會閉幕的第二天，即8月17日，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宣佈撤銷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撤銷黃克誠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的職務；撤銷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撤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保留湖南省委委員。任命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過去沒有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中央軍委第三副主席；羅瑞卿為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謝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和公安部部長等等。

在這個會上，乃至可以說在這次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等人被打倒注定被寫入史冊的、還有一件因為尊者諱而一直被刻意淡化、隱瞞的是劉少奇關於個人崇拜的一番講話。

劉少奇這篇講話最重要的內容是進一步讚揚毛澤東。他說：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在我們黨裡面，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有這個意見。他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或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什麼“史達林後期”，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從（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自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說，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貢獻。

李鋭先生說：“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自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性的。”其中“意見”用詞不妥，“意見”本意是人們對事物所產生的看法或想法。但在現實應用中，更多是上級領導機關對下級機關部署工作，指導下級機關工作活動的原則、步驟和方法的一種文體。帶有比較濃重的一種集體意志的表現。這模糊淡化了這實際是劉少奇的個人行為，只是這種行為在當時極具普遍性罷了。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劉少奇的這篇講話，既表明了他個人的態度，在當時也是極具代表性的。在此，理解李鋭先生百般掂量、字斟句酌的良苦用心，但既是寫史，還當盡最大可能地書以精準，以免使人產生歧義。

正如李鋭先生說的：“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貢獻。”而劉少奇這篇壓軸之辭，也許是這次“新的貢獻”中最炫麗的一抹，也是劉繼1945年向毛頂禮後的又一次膜拜，當然最終演繹成了一幕自掘其墳的最可悲可嘆的儀式。其內心多少排山倒海，也許從臨終前生生把兩個塑料瓶攥捏成葫蘆狀中可以一窺。

1959年廬山會議，從根本上說，沒有成功者和失敗者。這也符合政治定律，政治從來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公開的彭的信內容來看，如果毛單單以彭的信來打倒彭，是不可
能的。就連周恩來這樣中庸穩健派人物，在毛未表態前都認為彭說得較中肯。如果沒有張聞天發言（把經濟問題引指向政治方面，特別是獨裁、一言堂等）上升的理論性和指向性。如果沒有如前所述，國內經濟建設方面周恩來、陳雲等人在毛看來尚存的保守“右”的傾向，在黨務方面，有劉少奇、彭真等人在毛看來“左”的傾向，國際方面，由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面批判否定史達林，一方面開始影響和動搖毛的權威和地位；另一方面毛開始疏離蘇聯，並試圖與赫魯曉夫爭當社會主義陣營老大抑或分庭抗禮。如果沒有歷來為毛所痛恨的蘇聯人對彭的吹捧（從王明、到高崗等人）。如果沒有那些左派大員們的添油加醋、推波助瀾。如果沒有彭在之前批以劉伯承為首的軍隊右傾教條主義時，對軍隊一些高層的打擊得罪。如果毛在國內國際、黨內軍內這種境況下，不以固本清源、統一意志、強化領導、打倒異己、消除隱患為第一要務，至少彭不會倒得這麼快、這麼慘。
尤其是彭德懷主導對以劉伯承為首的軍隊右傾教條主義的批判，如前文所述，當劉伯承帶病在懷仁堂的數百名高級將領面前，發著高燒作檢討，當場“獨眼之中老淚縱橫”時，面對劉帥的檢討，數百名將軍的態度卻是驚人地一致：全場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以示尊敬！也從另一角度表示了對這次批判的不滿。劉伯承從紅軍時代就任瑞金軍校校長，長征時任紅軍大學校長，可說是門生遍佈全軍。加上他對軍隊建設起過歷史性的作用，本人又善於帶兵且戰功卓著，使得彭德懷對劉伯承的批判無形中起到了傷眾的負面效果。這場軍內運動如果從劉伯承的檢討算起，到廬山會議彭德懷離任而結束，歷時近五年。從元帥到將校，多員高級將領遭難。蔡鐵根大校甚至為此喪失性命，是在建國後被處決的最高級軍官，正應了“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在此次反右傾運動中，其實更可悲的是彭德懷，他本身的性情不是政客，更少有政客的城府和謀略，卻不幸幹了一把政客的勾當。是主動擔當也好，被人利用也罷，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總之彭德懷非政客的性情給至少客觀上當了政客的他，最終釀成了政客的悲劇。

就廬山會議來說，彭的確是英雄，戰爭年代就更不用說了。但是人，就不能不犯錯誤，無論其有意或是無意。如何客觀公正地評價一個人，不僅僅只是學識、智慧，更重要的還要有反思自省的勇氣、要有求真求實的責任。當臨終之前的彭德懷，讓侄女向在批軍隊右傾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轉達自己歉意和愧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其瑕不掩瑜更璀璨的光輝！是一個真正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