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二

作 者： 王 哲

劉少奇用有些不解的眼光看著毛澤東，語帶遲疑地問到：這種情況，您覺得安排他們做什麼好呢？又怎麼向下面解釋呢？這可是沒有先例的啊！

聽到毛澤東要安排彭德懷等人工作的話，朱德那本一直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輕鬆了許多，立刻抬起頭看了毛一眼，甚至眼神裡都含了笑意。趕緊又低下頭，心裡不禁想到，老毛就是老毛啊！就沖這，老毛，我服你！於是心裡頓覺有了些底氣，接過劉少奇的話說：一樣的先例是沒有，但是類似還是很多的嘛，像我們以前對待張國燾、王明等，不也都是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和出路嗎。像李立三不是也改造得很好，現在也為黨為國家做著很重要的工作嘛，而且表現也是不錯的嘛！

是啊！我想主席這樣做，更會讓彭德懷他們感到愧疚，會促使他們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也便於更快更徹底地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主席總是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所以總是比我們更有眼光和更有胸懷，這一點夠我們學一輩子的。周恩來一字一句動情地說著。這是周對毛的多次恭維中，為數不多的一次真心。

少奇啊，我看我們就要敢於、也要善於開這個先例，我們共產黨人，能走到今天，不正是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開創了一個又一個先例，才實現的嗎？！戰爭年代如此，建設時期更需要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和自信。我相信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相信我們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相信我們絶大多數黨員幹部是有這樣的勇氣和自信的。毛澤東神情有些激動地說著。

林彪只說了一句：我們聽主席的。

毛澤東最後說到：“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要見報，他們的檢查也要全會通過。另外，具體的工作安排可以在全會以後另行確定，軍隊方面的事情，就不要再安排他們做了。關於他們的檢查，我看還是恩來負責，找他們好好談談。總之一句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但是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對他們四個人的工作調整和安排（彭德懷保留政治局委員頭銜和待遇，退隱北京郊外掛甲屯，後“文革”中慘遭迫害；張聞天被撤銷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賦閒在家，後“文革”中慘遭迫害；黃克誠被撤銷職務，賦閒在家，後“文革”中慘遭迫害；周小舟被下放到瀏陽縣大瑤公社任黨委副書記，接受改造，後“文革”中慘遭迫害），與毛在7月30日和8月1日，召開了兩次政治局常委會議後的想法，是有差異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隨後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中央八屆八中全會上，黃克誠因為一時誤會，8月9日將他和李鋭、周小舟、周惠（時任湖南書記處書記）於7月23日，也就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批駁彭德懷來信後的當晚，他們幾個人一起憤懣不解、探討議論的情況，在小組會上作了說明。其中將毛喻為“史達林晚年”之說（黃當時說是李鋭說的，後來周小舟承認是他自己說的），“就想爆發了一顆炸彈，立刻全組嘩然”，進而全會嘩然。“當時將毛澤東同史達林晚年相提並論，確實引起義憤，一般都認為是一種誣衊，絶對不能接受的。保衛總路線，保衛毛主席，這已是會議中慣用的口號語言。”

當晚，毛澤東即找林彪談話，一是向林彪表明自己的態度，將做個大會發言，二是明確新的軍委領導人。即林彪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賀龍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中央軍委第三副主席，羅瑞卿為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

從中也不難看出毛對軍隊控制權的重視和對人事安排的制衡。讓林彪牽頭管理軍隊，但又讓與林彪不和的賀龍輔佐之。說起林與賀的不合，當時的高層幾乎盡人皆知。在十大元帥中，南昌起義中只是排長的林彪卻無可爭議地被授予元帥軍銜且名列賀龍之前，成為在相同戰爭歲月中官職上升最快的一名軍人。當林彪統領四野千軍萬馬從北到南橫掃大半個中國之時，賀龍卻被摒棄在四大野戰軍之外，做一些留守後勤之類的工作。兩個人在戰爭歲月中的一起一落，難免會在心裡留下一些影響。作為南昌起義總指揮的賀龍，這位江湖思想和氣息甚濃的軍人來說，論資排輩、先來後到的傳統意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對於林彪這個小子輩的軍人，從心裡就從來沒有尊重過的。而命運又讓兩個人娶的老婆有一點歷史的淵源，這也成為兩個人矛盾發生和鬥爭的起源。

延安時期，林彪娶葉群為妻，賀龍娶薛明為妻。葉群來延安之前，曾在國民黨控制的南京一家電台當播音員，參加過CC派舉辦的演講比賽，憑著巧舌利嘴獲得了第一名。與此同時，她還與一個叫“戰鬥”的CC系外圍組織有來往。薛明瞭解葉群這一段歷史。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林彪去重慶參加國共談判，賀龍也離開了延安。薛明重提往事，要求葉群真實地向組織上交代這一段歷史。其實這類事情就像江青年輕時，在上海十里洋場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交往，也是正常和讓人理解的。只是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思維下，這些事情則是說大即大的。葉群感覺很委屈，又吵又鬧，認為是薛明有意陷害她。薛明為了證實自己揭發的事情是真的，硬是把葉群拉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王鶴壽部長面前，當面要葉群承認。這場風波給林彪和賀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難免在他們本來就不和諧的關係上產生影響。

為此賀龍還親口對林彪說：“你老婆有問題，是薛明揭發的。揭發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問題，你老婆也可以揭發嘛。”林彪當時的地位還不能和賀龍相比，只能以他特有的緘默，微笑而過，沒有表態。而其後發生的一件事，更使二人的關係，產生了深深的裂痕。在中央高級幹部整風時，賀龍直接向林彪發難，他向毛澤東反映在1937年國共二次合作時林彪對蔣介石抱有幻想，立場不穩，林彪曾公開表示，“與蔣談判時，要多說些好話”。沒有在延安參加整風的林彪後來自然知道了此事。所有這一切，林彪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記在心裡。不動聲色的林彪，就像一頭狩獵的獅子，在等待和尋找最佳的出擊時機，也是一招致命的出擊。

在文革中，當毛疑心賀和劉結為一體時，林彪配合康生等人，最終拿下了守候已久的“獵物”。毛的疑心和對軍隊，特別是對高級將領態度和傾向的敏感和控制，讓自己不斷做“鍾馗”、“打鬼”的同時，也為別人清除著障礙，正應驗了“物必先自腐，而後蟲入之；人必先自疑，而後讒入之”這句話。這也是後來毛為此既愧疚於賀、更憤恨於林，並急於為賀平反的緣由。此是後話。

對羅瑞卿的任命，是林彪提議，毛一錘定音的。作為深得林彪信任的“雙一山頭”（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高大魁梧的羅瑞卿，是個熱情能幹的出色的組織者，說話乾脆直爽，做事雷厲風行，不怕得罪人，有“霸道”的雅號。任命之前，羅是公安部長，也是大家公認的毛的“大警衛員”。還是在建國初期，劉少奇和周恩來決定將警衛師改為公安師，雖然只是換了個名字，但毛澤東為沒能預先知道這件事而非常緊張不滿，多次敲打批評與此事相關的人，其中就包括羅瑞卿。弄得羅瑞卿一再檢討、反覆說明、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從此小心翼翼，惟毛首是瞻。

對於林賀組合，毛心裡非常清楚，無論從身體上、資歷上、與人打交道等方面，林彪都不及賀龍。之所以讓賀龍為副，一是為了牽制一下林彪，即便是心腹嫡系，也不能讓軍權任其獨攬。對外美其名曰為要搞五湖四海，當然湖和海的區別還是很大的；二也算是對賀在批彭中優異表現的褒獎；三是還要借賀這“兩把菜刀”去砍除彭在軍隊中的餘黨。但林彪本來心裡就有些勉強，如果面對賀龍的強勢，就便退縮了，賀要是乘機強出了頭，那就更糟了，不能前面趕走一頭虎，後面又招進一隻狼。於是讓從紅軍一軍團、紅一方面軍就在林彪
麾下、在抗日軍政大學和“平津戰役”期間與林密切合作過的羅瑞卿，
負責軍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用羅的長處，彌補林的不足，這樣就可以與賀龍旗鼓相當了、大致平衡了，也可以用羅把林綁得更結實、更一體了。何況羅也是一個“霹靂火”般的狠角色，再加上賀，不愁彭的餘黨肅不乾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粉碎“四人幫”後，羅復出並再度出任軍委秘書長，協助鄧小平（時任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主管軍委工作）撥亂反正，大刀闊斧地整肅清理“四人幫”在軍隊中的追隨者，也很是發揮了一番“狼牙棒”的威力，得到了鄧的高度認可。

至於毛澤東讓聶榮臻擔任軍委第三副主席，則是出於以下五方面的考慮：一是聶雖出身黃埔，參加過南昌起義，在上海乾過地下工作，革命早期基本是在周恩來領導之下。但自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後，便一直是在毛的直接領導下，特別是在毛紅軍時期幾次不得意之時，都是堅定地站在毛的一邊。被毛讚譽為“厚道老實人”；二是聶自紅軍時期起，就作為林彪的搭檔，一直到抗戰時期，其後又一同指揮了“平津戰役”。雖然後來因為“林彪事件”，人們對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諱莫如深，但從後來公開的林彪對聶的認可程度（平津戰役前夕，林一見到聶，就希望他在做他的政委），不難看出二人的合作至少是很和諧的；三是聶和賀一樣，游離於四大野戰軍之外，獨立領導晉察冀野戰軍，也是後來華北山頭的根基。其間還與賀龍領導的晉綏軍區，為貫徹中央軍委“收復綏遠”的指示，有過很好的合作。以後又是在毛直接領導下的華北軍區，與其他“軍頭”，歷史上少有勾連，如果一定要劃分，也應該歸入毛系；四是有這樣一個與自己還算親近，於林、賀都有過很好的合作，又比較厚道老實的人在，即便林、賀有什麼芥蒂和不同意見，也可以起一些潤滑劑的作用，毛也能聽到較為公正的聲音，做到心裡有數；五是雖然要清理彭的一野，雖然之前在批判“軍隊右傾教條主義”中，彭大肆整肅以劉伯承、粟裕為首的二野、三野的“山頭”。但毛並沒有打算因為批彭，便就此讓二野、三野翻身。毛對劉伯承的態度、對以新四軍為主體發展起來的三野的態度，即對新四軍的成見，也是歷史形成的、是由來已久的。何況現在羽毛漸豐的劉少奇曾經主導過新四軍，實力派的鄧小平是聞名的二野的“劉鄧”之一。軍政一定要分開，不光是指一人不能身兼二者實權，也要儘量不能讓一個“山頭”的人包攬，這歷來為上所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