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五

作 者： 王 哲

毛此行主要是想瞭解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他一路所見所聞，似乎都是糧棉高產、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其實都是那些一心只想明哲保身、加官進爵而置百姓生死、國家利益於不顧的各級官員事先精心安排的，他所看到的，不是農業研究所的試驗田，就是很少數辦得特別好的人民公社的幾片豐產田。這些雖然是第一手資料，也沒有根據說都是虛假的，但是他們畢竟沒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片面的，只能代表極少數。而這種情況，對毛的思想和思維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成為其判斷形勢，進而做出決策的重要依據。

10月8日，毛澤東接到薄一波（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併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寫給他的信。信中說：“我的家鄉（註：山西省定襄縣蔣村）——和平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韓生智同志給我寫來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興奮：一、公社化後糧食大增產，工業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麥子（保證了國家徵購任務後），我的家鄉主糧是雜糧；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來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眾情緒高漲；等等。特將這封令人興奮的信打印送您一閲。”毛澤東對此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

這一系列的視察、來信和報告，使毛澤東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傾的決策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並推動運動不斷深入下去，繼續向著“左”的方向發展。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直者失其真，智者失其聲，能者失其用的時代，中國政壇從此開始了翻雨覆雨、詭譎殘酷、蠅營狗苟的多事之秋。而且“左”的危害，很快就將顯現出來了。

廬山會議後的第二天，林彪從廬山飛回北京，遵照毛的指示，準備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繼續從思想上、組織上批判和清理彭德懷在軍隊中的“餘毒”。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處：毛家灣、蘇州的別墅和北京大會堂。春天，他喜歡住在蘇州，那裡氣候溫和，空氣濕潤，有藝術高超、匠心絶妙的人工園林，有氣象萬千、湖光瀲灧的太湖，有忙碌的運河和廣袤的綠野，彙集著中國文化的精粹，處處賞心悅目，更少有大都市那樣的喧鬧。林彪雖然很少出來，但大自然的只鱗片爪還是感覺得到的，何況這裡的氣候環境還是很適宜他的身心的，有時他會一直在那裡度過冬天。只有天高氣爽的秋季，北京才會顯露出別處難以比擬的神韻，那時他會回到北京，在毛家灣住上一段時間。如果夏天不得不回北京時，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灣，而是到人民大會堂，住上兩三個月。

夏天炎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主要首腦大都搬到人民大會堂避暑。首長們喜歡大會堂，首長大院裡的服務員們也都喜歡大會堂，因為那裡有空調、寬敞靜謐的房間，有嚴密的警衛、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廚房，不僅首長的生活容易調節，他們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娛樂。林彪通常住浙江廳，其它首長也都有自己喜歡的地方。浙江廳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廳，面積不亞於一個籃球場。兩架高大的屏風佇立在門的前端。屏風上綉著孔雀展翅的金絲圖案，和放大了的毛澤東詩歌“滿江紅”的手跡。大廳的整面牆壁都被墨綠色的金絲絨帷幕遮掩住了，大紅的沙發散發著似乎高貴的氣息和多少有些做作的熱烈。

在這人民大會堂裡，每天的情景基本不變：工作人員進進出出，輕重不同的話語聲、緩急各異的電鈴聲等等交織在一起，各種華貴的吊燈和壁燈，照射著這個森嚴、高貴而又有些神秘的世界。這是一個多麼奇特的世界！這個環境集工作與生活於一起，上層社會的封閉、緊張與嚴肅，必須和生活的隨意、輕鬆與安逸結合起來。一邊要過濾從五湖四海彙集來的訊息，和其它的首腦交換意見；一邊又要尋機休息、修心養性。每個首腦都不得不隨時理順縱橫關係，不得不通過獲得的訊息隨時調整政治謀略和政治手腕，以便保衛自己的安全，併力求取得更大的利益，同時又不能刺激或驚動任何有力量的對手。糾纏與和解，衝突與鬆弛，傾斜於平衡，黑幕後面的勾心鬥角，與光天化日下的招搖過市，從瞬息萬變的世界風雲，到人事沸騰的中國社會，從國家安危到平民溫飽，都在這個巨大的暗箱裡，或急或緩、或輕或重、或大或小、或反或正地被消化、被炮製、被默契、被潛規則。常言說：侯門深似海。看看那些整日忙忙碌碌的司機、警衛、大師傅、以及分管各種事務的秘書和管理員，就知道這個海是多麼的深不可測。

唯獨林彪的辦公室總是安安靜靜。處於林家中心地位的這個人，好像總是那樣寂寞，甚至可以說是太寂寞了。他不僅將秘書放在辦公室的帷幕後邊，連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遠的地方。他就是要避開喧鬧，獨自享受這份寂寞，或者說是安靜。在雲水翻騰的海洋裡，他就像緊貼著海底的岩石，或者像一隻成精的老鱉，牢固地頑強地趴在陰暗冷寂的深水裡。他很少走動，很少出門，他慢條斯理地踱出來，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靈。更多的時候，他總是端坐在帷幕那一邊、那黑黢黢的木板床上，微閉著雙眼，入定般沉思著。

此時林彪的頭腦就像一台飛速運轉的計算機，在逐一梳理分析著上廬山以來，所見所聞的各種事件和自己的所言所行。他首先用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這樣的字：毛、劉、周、朱、陳、鄧、彭、賀、聶、羅，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聶榮臻、羅瑞卿。寫畢，他端起杯子，呷了一口溫熱的白開水，站起身來，開始馬拉松式的踱步。與此同時，白紙上的姓氏人物，開始幻燈片般的一個個閃現在他的腦海中，並逐一被定格、被精研細琢。

毛澤東，終於如其所願拿下了彭德懷。雖然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但以毛的性格和為人，這只能算是“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了。只是可惜了老戰友彭德懷，終於應驗了“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

同時，林彪將與毛之前所述的九次分歧逐一在腦子裡過濾了一遍，他確信這九次沒有一次是因為自己的私念，才與毛鬧分歧的。所以才分得理直氣壯、無所顧忌、沒有愧疚。只是隨著林彪年齡、閲歷的增長，環境的平和以及身心的修養，最重要的是毛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精妙指揮，真正讓他為之折服，所以分歧也越來越少。其實也不只是自己，那些個文的、武的，哪一個不是從心裡欽服毛呢！林在廬山批彭時說：你別想當什麼英雄，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這是林的真心話。但是話雖然這麼說，這次毛打到彭德懷，林彪心裡總是有些不自在、不踏實。一是畢竟和彭是多年從血與火中，一起拚殺出來的戰友；二是從彭德懷寫給毛的信的內容來看，林還真是看不出有什麼大的陰謀和別有用心。特別是幾個老戰友、老部下來看林彪時，都說彭總說的基本都是事實，也都有些不理解和不痛快。如果軍隊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那麼那些具體負責管理、抓生產的人，就更應該反映強烈才是，為什麼只有一個湖南的周小舟敢於贊同彭呢？是別的地區沒有彭說的那種情況呢？還是有，但不敢說呢？如果是後一種，為什麼又敢於批彭呢？如此和那句“指鹿為馬”的典故不是如出一轍了嗎？要是這樣的話，問題恐怕就不那麼簡單了。不僅是不那麼簡單，而且還是相當嚴重的。

這幾年林彪也讀了不少歷史方面的書，凡是朝代更疊，開國人馬，上是聞達禮賢，下是文精武勇。但是隨著敵手的消亡、生活的安逸，上、下的目標便逐漸從同一分向不同。為上者，一是想著如何擴大強化鞏固自己的權力，二是想著如何使自己這種權力，由自己的子孫一代一代的遞延下去，三是想著如何將阻礙自己上述想法的人斬盡殺絶；四是想著如何找到和使用能保證自己上述想法的人；而為下者，一是想著如何迎合上者，以不斷獲取其褒獎從而擴大強化鞏固自己的權力，二是想著如何迎合上者的繼任者，從而使自己這種權力，由自己的子孫一代一代的遞延下去，三是想著如何將阻礙自己上述想法的人置之死地，四是想著如何找到和使用能保證自己上述想法的同盟者，即便只是暫時的同盟者。當上者與下者之間、下者與下者之間的權力發生交界、磨合、碰撞，乃至矛盾時，上下、左右之間，便會圍繞著權力，拋開昔日之情乃至生死之交，展開生死之搏。

雖說我們現在進入了社會主義，成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國。但是畢竟推翻皇朝才不到五十年，相比幾千年的文化理念、思維意識、傳統風俗，連我們這些雖從小讀過四書五經，但還算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都難以擺脫其有形無形的影響。何況那些所謂學富五車、飽讀詩書、滿腦子仁義禮智信的有識之士、鴻儒巨碩呢？更何況那些終日黃土背朝天、有地有糧便知足便感恩便可以為之獻身呼之萬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老百姓呢？現在這個國家和國民的基礎和素質，是比較容易被操控的。而一旦這種操控失去有效的制約，後果將是難以估量的，希望主席還能持有從前的英明和睿智啊。

當然，不能說上下就沒有想法重合的地方，至少在發展經濟生產、壯大國家力量、以保障其那些黨和國家權利和利益方面，上下還是可以一致的。而在這方面，就不是我們這些拿槍桿子的所長了。搞建設，還是要靠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這些比較踏實、實幹的人。我們拿槍桿子的作用，就是為他們的工作保駕護航，讓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更安全、更順暢。

如果從我的本意來說，我是不願意出山的，至少不是現在這個時機。打仗是要有準備的，一是物質上的準備：兵力及部署、糧草、醫護、彈藥、後勤、天氣、地形、時間、敵方的情況等等，二是要有思想上的準備：戰術、各種預案及應急方案、指戰員的思想動員等等。軍事仗是這樣，政治仗也是這樣。現在至少我在思想上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缺乏對社會、對曾經的戰友，現在的同事們各方面變化的瞭解和認識。就是彭德懷的性情倒還是沒怎麼變，結果還被打倒了，更無奈和傷感的是由我來接替他。惺惺相惜，現在我哀憐他，不知將來誰哀憐我呢？就像《紅樓夢》裡林黛玉說的：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倒不是說毛將來會對我怎麼樣，我本就是他的人，我林彪出山不出山，都是他的嫡系，他都不會虧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