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四
作 者： 王 哲
毛澤東勝利了嗎？表面上他似乎贏得了更響更多的掌聲萬歲聲，打到了“彭德懷反黨集團”，並藉此樹立了自己說一不二、不可杵逆的威嚴。但他失去了做人的道義，失去了同志間的誠直，失去了下屬的衷心，失去了朋友的情分。甚至失去了彭真、賀龍等投機者的信任（安排彭等人工作，留以後路）。就這樣毛在50年代末，就半從半願地當了鍾馗，打了一次“鬼”。這比起他在1966年寫給江青的信中所言：做起了共產黨的鍾馗。還早了好幾年。
當然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就是當鍾馗，也得有“打鬼”的本事才當得了。但是把“鬼”打死並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是降服，是日後還能為我所用。廬山會議後的10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打來電話，約他去中南海一晤。但是當彭德懷進入室內，發現除毛澤東外，還有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彭真、李富春、譚震林等人在座。尤其是看到劉、彭二人，心懷委屈和憤懣的他，用沉默斷然拒絶了毛澤東給他的一個“台階”。歷史的場景就這樣再一次黯淡起來，兩個歷史巨人，兩個同樣火辣的湖南老鄉，在彼此的倔強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諒解的機會。
面對王者，對於智者來說，永遠不要出現在他的第一視線裡。而在倒彭之後，劉派的勢力已不得不出現在毛的第一視線內，一個潛在的目標在其腦海中，漸漸浮現並清晰起來，也潛隱下了廬山會議後新的政治走向和危機。從毛對彭的後期處理，周恩來看到了毛的內心，之後其有意與劉保持距離，減免了牽嫌。而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原則（此點為毛深知，戰爭年代並亦為毛賞識。毛本人便是不拘一格，實用主義大師），本能的和劉走到了一起。毛在最背運時，鄧因是其骨幹而受牽累（在1933年2月下旬開展的所謂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中，鄧小平由於堅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抵制王明“左傾”錯誤路線，與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史稱“鄧、毛、謝、古”，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的總代表，受到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毛在最得意時，破格提拔劉使其成為骨幹。所以當毛認為劉鄧背叛他時，對他們不同的懲處，很重要的一點便源於此，此是後話。
當今天我們終於以為可以解密那段幽暗的歷史、可以擺正那些被歪曲的形象、可以澄清那些被混淆的色彩、可以讓真理現身的時候。我們仍要警惕，我們不要被另一種意識所覆蓋、被另一種思維所左右、被另一種言論所主導。
這次廬山會議影響最惡劣、最深遠之處在於：彭德懷等人的被打倒，既不同於之前，大的方面還是為了政權穩定和黨內團結，打倒的“高饒”；也不同於之後的“文革”，也許主觀上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共產黨權力得以長治久安而打倒的“劉鄧”。廬山倒彭更多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平衡的需要、是個人意志凌駕並控制集體意志的一次預演、是把內部矛盾人為上綱成路線鬥爭的一場悲劇。也正是從這時起，毛覺得自己漸漸無所不能了。他需要人們仰視他、順從他、崇拜他。一個偶像就這樣出台並徐徐升上神位，從此開始了他呼風喚雨的統治生涯。
一段歷史在這裡，劃上了一個重重的感嘆號；一個個歷史人物在這裡留下了各自難以磨滅、令後人深思、感嘆、憤懣、哀傷、不解的形象；一團團尚未完全破解的迷霧，就像這風雲詭異的廬山——依然“橫看成嶺側成峰”。那曾經的叱吒風雲、那曾經的運籌帷幄、那曾經的慷慨激昂、那曾經的憂慮嘆息、那曾經的爾虞我詐，都在廬山千年翻騰的雲海裡、在廬山萬古如一的鬆濤中，化為煙塵。留給我們後人的，是雲海消散後的空寂，是鬆濤作響的回聲，是透過歷史帷幕燈火闌珊處、偉人們晃動的黑黢黢的身影……
此時此刻，從亂雲飛渡的山谷中，似乎遙遙傳來了辛棄疾那悲愴的吟誦——
將軍百戰身名裂。
向河梁，迴首萬里，故人長絶。
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
正壯士，悲歌未徹。
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
誰共我，醉明月？
8月17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中，將“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時間內，實現‘在十五年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英國’的口號”，將“七年左右”改為“八年左右”。將“五十步”改為“六十步”。
同在8月17日，周恩來和彭真召集林鐵、曾希聖、陶鑄、王恩茂等一些大區負責人開會，佈置廬山會議結束後的工作。要求他們回去後與中央密切配合，認真傳達經過廬山會議調整降低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鋼產量一千二百萬噸，糧食產量五千五百億斤），在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鼓舞下，保證各種指標能夠完成或接近完成。在會上週對大家說：“不要這一次說了以後，到年底又要來個批評、來個檢討，這個事情希望靠大家。我這個人心裡並不是說願意總是這樣去檢討”。還說：如果到第四季度鋼產量還差點的話，可能還得借助於“小土群”，（小高爐、土法煉鐵、群眾運動），這一手還得用。從周恩來的片言隻語中，我們還是能夠依稀看出周內心的無奈和憂慮。
8月20日，毛澤東離開廬山到南昌，從南昌到杭州。在杭州休息兩天後，為了做到心中有數，毛決定還是遵循他一貫倡導的實地考察、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經上海、南京、徐州、濟南、天津，於8月27日回到北京。沿途，毛頻繁地找當地一些地、縣級幹部談話，瞭解情況。然而，經過“廬山會議”的洗禮，毛澤東已然很難聽到真實的聲音。
此時，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另一個直接惡果開始漸露端倪。首先便表現在為數眾多的各級大小官員，因為唯恐自己與彭德懷的“右傾主義”沾邊，於是本著“繞圈別沾邊，沾邊別踩點”的原則，一方面狠批彭的同時；一方面紛紛又調高經濟指標，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又有所顯現和發展。使得持續不到一年，成果還很不鞏固的糾“左”付之東流（註：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和經濟建設中既反冒進又反保守的方針，我國經濟建設指導路線出現了“左”的趨向。到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更是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改變國家經濟落後的現狀，但也表現出了忽視客觀經濟規律，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錯誤。此後，經濟戰線出現了要各種生產翻番的狂潮。幾個月來，由於工業生產建設計劃定得過高過大，造成了燃料、原料、原材料供應緊張，使一些建設工程處於半停頓狀態。這種情況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1959年5、6月間，中央先後發出一系列緊急指示，對各種生產指標進行調整）。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廬山會議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的時間”。
9月3日，先是河北省委在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中說：隨著批判彭德懷及其“右傾錯誤”的深入，目前工業戰線上已經立竿見影，鋼、鐵、煤的生產急劇上升，農業生產競賽運動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隨後，甘肅、浙江、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等地紛紛掀起反右傾、鼓幹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新高潮。
9月6日，毛澤東看了一篇題為《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的文章。文章說：國家統計局在學習、討論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時，就1958年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比例關係問題進行了討論。多數同志根據統計數字，駁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關於1958年以鋼為綱和全民煉鋼鐵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論點。大家一致認為，1958年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髮展的。在此之前，毛澤東也曾認為，1958年生產方面的主要教訓之一是綜合平衡的問題。而這時作為職能部門的國家統計局，卻以一系列統計數字說明1958年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發展的。它同對1958年“大躍進”的估計密切相關，也是廬山會議後期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自然引起了毛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他立即指示陳伯達——“‘駁謬論’一篇，你看了沒有？如未，請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個論點是否都是對的？或者還有某些不對的呢？請你找國家統計局的主要幾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處開一次座談會，切實研究一下，以其結論（最好寫成文字）告我。這是大問題，應當廢寢忘食，全力以赴。”
從此點也可以看出，一是在廬山毛對彭提出的生產方面出現的問題，心裡還是基本認同的；二是毛後來對彭的批駁訓斥，至少當時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三是毛還是擔心下邊人的跟風造假。
而陳伯達於9月8日報告毛澤東，說：9月7日下午，召集國家統計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經濟問題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大家基本同意統計局提出的，關於1958年大躍進中比例關係的看法，認為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是相適應的，而不是比例失調的。其中個別的、局部的失調，只是大踏步前進中的暫時性現象，經過調整，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
9月18日至9月25日，毛澤東又親自到河北、山東、河南三省進行視察。19日在天津郊區看了一個農場的水稻，農場負責人報告，畝產八千到九千斤。21日到濟南，在專列上接見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歷城縣東郊公社黨委書記鄭松，舒同、鄭松分別彙報了山東三年、五年經濟規劃和東郊公社的情況。當舒同彙報封山造林時，毛澤東問：“你們年年談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麼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舒同沒有回答，接著彙報了全省計劃組織九百萬勞動力上陣搞山水林田。毛澤東問：“能組織這麼多人嗎？一定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統籌安排，要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毛澤東又問鄭松：“東郊公社今年秋季生產如何？玉米、大豆每畝能產多少？”鄭答：“玉米畝產五百到七百斤，間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說：“每畝一年增產幾成就是很大的成績了，你們比過去翻一番還多，這是很大的躍進。”隨後，毛到山東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東郊公社的大辛莊大隊，專門去看那裡的玉米、大豆生產情況。他問鄭松：“畝產多少？”鄭答：“這片豐產田可達八百斤，”毛說：“加上小麥，就是畝產一千好幾百斤，這是個大躍進啊！”22日到視察了鄭州周邊的農田，23日視察了河北磁縣的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