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九

作 者： 王 哲
“特別是關於最敏感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法，為最受攻擊之處，就是贊成彭德懷的信的精神的人，也無不多少表示不同意見。惟有張聞天一個人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1

張聞天發言結束後對秘書表示，希望這次發言能夠導致會議討論些問題。晚飯後見到彭德懷說，今天我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將張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2。張的發言確如其所望，導致了其後會議的討論。只是討論的最終結果，絶非其所望、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張聞天的發言自然很快被放到了毛澤東的案頭上。毛對著彭的來信、張的發言，幾乎一夜未眠，內勤光煙缸就清理了四、五次。7月22日下午從四點半到九點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3。其間毛說了一句似乎有點調侃卻大有意味其實很重的話：我看我們上的不是廬山，倒像是梁山。聽話聽音，從中應該能夠揣摩出毛此時大致的心理和反應，只是也許當時聞聽此言的劉、周、林，都沒有想到，毛的回應是如此嚴厲。

其實毛在找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的同時，把會議中途，即在彭德懷來信後，臨時招上山的林彪也一同叫來，本身與其說是一種暗示不如說是昭示。此時林彪無論在黨內軍內，均無實權，即基本賦閒修息，沒有參與實際工作。但卻身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其在國家領導人中的排名位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後的第六位，還在當時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之前。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不僅是他的心腹愛將，更是可靠的政治同盟者。兩個人都是從青山綠水的山坳中走出來的，也都有個在那個年代的中國農村稱得上小富小康的傳統家庭。如果按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原則來劃分，無疑他們兩個人是地地道道的同類人。都說婚姻講究“門當戶對”，這其中的道理就不用多說了，其實朋友、同盟者、合作方等更需要這樣的基礎。不是有句老話嘛——“三歲看小，七歲看老”，就是說其實一個人的家庭、血性、少兒時期的生活環境基本上已經注定其一生。

對於毛澤東、林彪這兩個人來說，他們之間能相容的太多太多了。相似的家庭和成長環境、傳統的文化理念、思維方式，再加上二人性情的剛柔相濟、陰陽互補、動靜相宜，更重要的是長期共同經歷的戰與火、血與淚的磨礪和洗禮，他們之間的默契、理解、信任、關愛，至少在當時的黨內，是無人可比的。

自從建國以來，林彪已很少參與政事，由於戰爭年代的身體透支以及那一槍被嚴重的誤傷，他基本是處於身心修養、隱居式的生活中。除了抗美援朝期間，他很是用心關注了一段時期外，其餘就是看看書、練練字，天冷時到杭州，天熱時到大連，北京都很少在，且很少和人、特別是高官交往，生活規律而恬淡。如果說那一時期也許連他的那些老戰友、老部下們都似乎淡忘他的時候，不論作為戰友還是朋友，有一個人的心裡，一直是把他放在第一位，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沒有全票當選為主席，所差唯一的一張選票，正是毛澤東本人的，他填選了林彪。也正在這次大會上，林彪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躋入國家領導人行列（另外4位副主席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再從毛澤東親手抄寫曹操的《龜雖壽》送給林彪來看，殷殷之情，躍然紙上。但不要因此，就以為毛、林之間就沒有出現過分歧和矛盾，至少當時軍內都知道，只有林彪和彭德懷，是敢於向毛澤東直言陳述不同意見的。只是這些都是出於公事公心，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二人後來越發的默契和信任。說起毛、林二人曾經的分歧和矛盾，截止到這次廬山會議前，大大小小有過九次。

第一次是在井岡山時期。在1930年元旦到來之際，一直疑慮“井岡山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林彪，以賀年的形式，給毛澤東寫信，坦敘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並希望得到毛的幫助。毛澤東於1月5日便給林彪寫了一封語調溫和、觀點鮮明、文字精妙的回信，這就是收在《毛澤東選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文中毛澤東以嚴謹的邏輯和生動的語言，闡述了他的“農村中心理論”，極大地完善了他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當此之時，這一疑一答，完全是一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戰友、師生、上下級之間，正常的交流和溝通。及至林彪事件後，便以此為據，向林大潑“貪生怕死、思想動搖、立場不堅定”等不實之詞，無疑是違背真實歷史的、是錯誤的。
作 者： 王 哲
第二次是在中央蘇區“反圍剿”後期。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軍權。1933年1月，王明路線統治的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越來越受到排擠和鼓勵。在反“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潭、謝惟俊、古柏）的鬥爭中，一批追隨毛的幹部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跟著毛倒霉。毛後來回憶當時的處境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扔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的很”。作為一直追隨毛的紅一軍團司令員林彪，並沒有捲入這場鬥爭漩渦，沒有受到什麼衝擊。他幾乎將全部精力用於埋頭鑽研軍事戰術、組織戰鬥。林彪作為毛澤東一手培養起來的指揮員，深諳毛的戰略戰術思想。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連續六次上書中央軍委，明確反對博古、李德的教條主義、瞎指揮以及陣地戰、堡壘站、短促出擊等戰術原則。但隨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紅一軍團作了“陣地戰和論短促出擊”的報告，林的態度和觀點發生變化，並在蘇區政府的《戰爭與革命》第4期上發表了《論短促出擊》的文章。一改往態，大讚“短促出擊”。這些言論，明顯與毛的軍事思想相左，也讓一些將領感到驚訝。毛澤東讀了以後，當時沒有做聲，毛瞭解他這個有著軍事天賦、酷愛鑽研軍事戰術並以此為樂的心腹愛將，從純軍事角度，也看到了它的閃光點和獨到正確的一面。相信後來林彪總結出來的六大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或許就有這次的感悟和萌芽。但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有著非凡大局觀的毛澤東還是把林彪的《論短促出擊》一文，收編進《六大以來文件彙編》中，顯然是作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後人的。

第三次是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期間。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為粉碎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毛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成就了其平生最得意之筆。但是，林彪則認為“盡走弓背路”，擔心會把部隊拖垮。便在會理，部隊休整時，電話請彭德懷代替毛來指揮部隊，並寫信給中央。與此同時，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和政治部主任劉少奇也向軍委發來電報，反映了基層指戰員一些消極情緒。引起毛的很大警覺。1935年5月12日，召開會理會議。會上毛嚴厲批評了林彪，並誤認為林彪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直到24年後的廬山會上，才由林彪親口消除。這次會上，毛批評林彪的代表句是——“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麼？”4 。其實從此語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因愛護而氣惱，因長輩而責怪，因親近而不避。而從此時，也可以看出林彪是精於戰術而拙於戰略的，後來解放戰爭中遼瀋戰役“打錦州”和戰略包抄白崇禧，都證明了這一點。

第四次是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瓦窯堡會議之前，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到陝南打游擊，並幾次三番。直到毛將其叫到延安，開導了近半個月之久，才隨毛東征。而東征過程中，毛、林之間又因為紅一軍團作戰方向問題發生分歧，林彪甚至提出讓毛回陝北，毛批評了林瞧不起晉西南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思想。他們的分歧在於林主張用兵於經濟好的地區，利於部隊的發展。而毛則主張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群眾基礎越堅實，根據地越穩固。一個是從物出發，一個是從人出發。後來在討論是否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時，兩個人的觀點，又因此而生異議。

第五次是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應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要避實擊虛、保存實力，發動群眾、壯大力量。而林彪則希望打運動戰，據此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並促使毛澤東重新思考，完善和補充了八路軍作戰方針思想。後來在其《論持久戰》中，把八路軍的作戰原則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應該說，這一次的分歧林彪是正確的，而毛那時的從諫如流、虛懷若谷，更令人稱道。

第六次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佔領和爭奪東北的鬥爭中，身在前線指揮的林彪屢次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同時，陳雲、高崗、張聞天、黃克誠等人，也向中央提出了與林大致相同的看法。最終促使毛澤東和中央就東北的戰略方針由“禦敵於關門之內，獨占東北”改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一方針，為後來遼瀋戰役的進行，乃至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毛、林這一次一分一合的默契，最終將中國收於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