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一

作 者： 王 哲

廬山會議彭德懷的信，尤其張聞天的講話，本質上有政治“攤牌”的意味。但因為寫的基本屬實、講的一針見血，所以正義的呼聲幾乎遮掩了共產黨內不同勢力政治鬥爭的痕跡。這一點，毛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沒打算放過一個人，這便有了毛26日發出的“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重大意義的爭論”和“對事也對人”的指示，即必須人人表態、人人過關。不能我打鬼，你成了鍾馗，毛在政治鬥爭尤其重大的政治鬥爭中，從不做得小失大的事。

“對事也對人”的指示，26日批示給與會者，但在前一天25日，毛在召集彭真、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等這些毛這次要倚重的人開會時，就已經明確講了：現在既要對事，也要對人。而且這一天的會後，毛還同胡喬木談了話，批評秀才們表現不好，點了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的名字。

說到毛批評秀才，包括李鋭，當時一般指參與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別是毛的政治秘書，如陳伯達、陳伯達、田家英。在這次廬山會議上大都表現出的對前段“大躍進”的否定和對繼續深入糾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們又大都與毛這次所倚重的幾個積極促進“大躍進”、代表左派的地方大員因此發生了矛盾。

陳伯達祖籍福建，1939年起擔任毛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共產黨內公認的理論家，著有《蔣宋孔陳——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竊國大盜袁世凱》等多篇檄文。其中抗戰時期寫的《評<中國之命運>》，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李六如曾言：這本書頂了幾個師的力量，如《孫子兵法》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解放戰爭期間在阜平，陳伯達救護毛澤東躲避國民黨飛機轟炸，算是救了毛一命。文革中陳被逮捕時情急下一聲大喊：我救過毛主席。獲得了飲食等生活方面上甚至超過在家時的優待。

1956年，陳在八大決議中寫進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事後大受指責。

1962年，陳經過在北京、天津、東北、西南等地區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廣發調研後，率先前瞻性地提出“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即“電子中心論”。並歷時三年，四易其稿，於1965年主持完成了題為《工業問題》的文件。為此，毛澤東還特地請陳吃了一次飯，也是解放後唯一的一次，並對此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然而之後在常委會討論時，被鄧小平“以鋼為綱”為由一言否定，毛、劉、周等人也予默認。“電子中心論”遂告流產。

文革中身為文革組長，權不副實，實權暗在江清，上在毛澤東；作為中國第五號人物，名不副實，江青對其動輒批罵，張春橋對其言少有從。陳在文革中，有罪過，有善舉。以後再予詳述。現只舉一例，1982年，陳伯達之妻劉叔宴經過中紀委審查後，得到平反，恢復了黨籍、工資和級別，被安排在中央辦公廳老乾部局離休，這在林、江集團十名主犯乃至眾多從犯中，是絶無僅有的。

陳伯達還是高層幾個（周恩來、林彪、康生、張春橋）能窺知毛思想內心的人之一，但窺知是一回事，言行是否得體、是否能討上歡心則是另一回事。周知而能忍，林知而能隱，康知而能從，張知而能往，陳知而能文。邱會作在其晚年曾說：陳伯達善於將毛的想法付諸文字。不過後面一句說張春橋不僅善於將毛的思想付諸文字，還善於將其付諸行動。

陳在“大躍進”期間到福建蹲點，與當時的福建第一書記葉飛就農業經濟等一些問題有一些不同意見，陳在給毛的報告中做了說明且不乏正確建議，對毛當時繼續糾左起了一定積極參考的作用。廬山會議前面“神仙會”階段，陳曾兩次長篇發言，批評“大躍進”及福建工作中的一些弊端。23日毛講話後，陳受到批判並一度不准許出席會議。李鋭在其《廬山會議紀實》中說陳伯達是裝病不參加會議（中央正式會議，尤其作為被批判者，如果沒有醫生特別證明，是不能稱病缺席的），應有誤。

胡喬木1941年經陳伯達推薦擔任毛的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也是黨內知名的理論家。1961年，胡因誤判毛將糾左，向毛報告說1959年廬山會議時劉少奇曾讓他起草一份反左文件，後因報告內容在上層傳開，致胡老病（神經衰弱）復發，此後基本淡出政壇，直至1975年被鄧小平起用擔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後因在批鄧時表現積極，鄧復出後一度消沉，直到經鄧力群為其說情得到鄧的原諒、重新被確定為鄧的筆桿子後，開啟了其晚年政壇生涯。鄧曾說過胡兩句話：一句話是軟骨頭，另一句話還是黨的一支筆。1979年3月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胡喬木和鄧小平合作，草擬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李鋭說胡喬木晚年囿於其身份職位，也是有左有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其“兩面性”，或者另外一種說法，是“士”和“仕”相結合，既統一、又矛盾、常反覆的人物。既有八十年代其以“清污”之名、黨棍之形，對周揚、王若水、於光遠、王若望等人的打壓，也有對那一時期湧現出來的王蒙、張潔、舒婷、劉再復等年輕作家的扶持，還有對季羡林、錢鍾書、顧頡剛、沈從文等著名學者關愛。李鋭的《廬山會議實錄》，沒有胡的大力支持，也很難寫成和出版。

李鋭說胡喬木晚年最大一個錯誤，對黨和國家造成不良後果的，是對待胡耀邦的態度。胡喬木反對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之外，還有著個人的因素。1985年胡喬木的兒子因經濟詐騙被判刑，這個案子是經中央書記處討論一致通過，胡耀邦批准的。當時趁胡喬木夫婦在外面開會，由中紀委副書記韓天石帶隊，在胡喬木兒子胡石英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幣，才落實定案，這是韓天石親口對李鋭說的。為此，胡喬木常在鄧小平面前絮叨，說耀邦的壞話。胡耀邦的下台，胡喬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有人曾問過胡喬木：為什麼前後矛盾反覆？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筆》一書的扉頁上，刊登胡喬木的一段話：我這個人，說實在的，只會為政治服務，我一輩子就是為政治服務。中國自古至今，就有這樣一種我們常見的只對上、只對黨負責的“政治人”。“政治人”即“權力人”，政治意味著權力，權力意味一切。就這樣，一級一級、一個一個對上，最後的權力就集中在一個點、一個人身上。就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牽一髮而動全身”，不過最終必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廬山會議上，胡喬木的矛盾紛爭主要表現在彭德懷寫信之前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上，曾希聖為“共產風”辯護和否認工農業比例失調。但隨著對彭的信開展討論，二人的爭論初始便轉向了。

田家英，在毛澤東五大秘書中，是最年輕的，也是中南海內最早死於文革的高級幹部。套句聞一多評初唐四傑王勃之語：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相對於高幹層面來說）。其命運為以下10點所趨定：
1.其3歲喪父，12歲喪母，以“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為座右銘，有“過目不忘”神童之譽。
2.1942年1月8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雜文《從侯方域說起》後，毛澤東從這篇文風老辣的文章中，看出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鋭的思想，從此進入毛的視線。
3.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時，中文基礎較差，毛澤東便讓與自己長子同歲的田家英，在工作之餘來當兒子的文史教員。有此一段師生緣，再加上與毛岸英同歲。毛岸英犧牲後，毛視田，內心更多了分親情感。但田日後有些侍寵而驕，加之其書生性情，終為毛因大是大非而棄。
4.1948年，經陳伯達舉薦（胡喬木寫文說是自己推薦的），田家英開始擔任毛澤東秘書，並深得毛的信任倚重。
5.從上世紀50年代後，毛澤東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澤東“筆魂”之譽。典型一例為：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沒有採用。開會日期很近了，毛澤東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個講話稿，“寫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個通宵寫了出來。開會那天，毛澤東總共才有兩千來字的開幕詞，竟被34次熱烈掌聲打斷。其中的華彩段落成為警句：“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很坦誠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6. 毛澤東曾經叮囑他“如有時間，可一閲班固的《賈誼傳》。”毛澤東曾評說這位英年早逝的西漢大才—“年少崢嶸屈賈才。”其實是對少負盛名，性格耿直，秉公仗義，書生意氣的田家英暗隱勸誡之意。
7.同情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支持曾希聖、鄧子恢的包幹到戶；反對地方謊報高產併為此與地方高管爭辯；當面向毛澤東諫言。毛均以寬宥。但也因之心存芥蒂。
8.曾對人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公”（指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
9.當江青向毛澤東提出，吳晗的《海瑞罷官》有問題，要進行批判。毛澤東要田家英讀一下《海瑞罷官》劇本，並且提出自己的意見。田家英看過劇本以後，沒有附和江青的說法，而是向毛澤東報告說，吳晗寫了一個敢於犯顏直諫的賢臣，他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陰謀。並對毛澤東說：“主席，希望您能多聽一些不同意見，親賢臣，遠小人……”
10.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五“秀才”開會，討論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問題。其間毛澤東談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這兩篇文章，說：“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陳伯達當即給江青打電話報告了這一喜訊。但當關鋒將整理好的紀要交給田家英再次修整時，田認為這段話與討論的議題關係不大，就刪去了。關鋒將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罵田家英“老右傾”，於是給他安了一個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

1966年5月23日，44歲的田家英自殺於中南海永福堂院毛澤東書房內。既表“士可殺不可辱”之風骨，亦含以死相諫之忠義。多年後，毛澤東曾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18年的秘書，嘆息著說了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