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三

作 者： 王 哲

跟得上跟不上形勢，也不是個人說了算的。林彪同志一直在休養，，屬他是離“形勢”最遠。之前我們倆交談了一番，現在聽了老總的話，我要說，最遠的林彪，都比你近呦。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推出了一直修養的林彪，一是最有說服力，二是一下子就把林彪定了位。

朱德沉默了一會兒，問道：少奇和恩來是什麼態度？毛爽聲中略帶調侃地說：都是呂端大事不糊塗呦。這個答案，也在朱德意料中。倆人共事這麼多年，朱德太瞭解毛了，每次他幾乎都是等對手招數用盡後，才出手，所以最後總是把對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甚至無力招架。現在既然毛主動找朱談話，必定已勝券在握。只是朱德在問這句話之前，還寧肯抱有一絲希望，這希望當然是衝著周恩來的。劉少奇、林彪，一文一武，是毛一手提拔起來的，二人都唯毛首是瞻。而周恩來，論資歷和實力，這也是政治家的“兩條腿”，尤其在中國，是黨內唯一可以和毛抗衡或者說能起到平衡作用，既可以化有形於無形、又可以現無形於有形、滲透沉澱在黨政軍各部門的一股雄厚的勢力。

周恩來出身於官僚貴族家庭。這個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的平民（主要是農民）中間，現實使他不得不認可農民的成功。但是他的骨子裡是傳統的仕宦家族的清高和倨傲。一方面，因為周恩來是個有文化品味的君子，識時務者，承認事實和秩序；另一方面，貴族的血液和潛在的意識，使他很難從感情上自然地親近和尊重他們。他尊崇儒術，信奉中庸，文革後期發動的“批林批孔”，就是針對其這方面的。他極少把事情做絶。戴像章，他戴既有主席頭像，又寫有“為人民服務”的。激進派看到的是主席的像，保守派看到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字。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關於二十三條的爭論後，他曾私下批評劉“不該和主席頂撞，要儘快爭取主席的原諒”。這種話，劉聽起來覺得相當溫存。即使這句話傳到毛的耳朵裡，毛也會認為周是站在自己方面的。類似這種事情，周做得得心應手。

他的每個沉默、每個讚許、每個批評、每個勸告、甚至每個神情，都可以解讀，都需要破譯。任憑你公開指責或當面對質，任憑你互相串通或突然出賣，他都會有合理周到、讓人信服的解釋。他是能屈能伸的君子，是敏感於陰晴冷暖的智者，是長於把握進退攻守的大師，是爐火純青的謀略家。他以蘇秦般的口才和蕭何那樣的行政能力，贏得了毛和上層大多數人的認可。有一點是他的天然特長，那就是貴族對平民的居高臨下的包容。儘管有時他也處於緊張的自衛之中，但大多數時間內，他是像看市井之人無聊遊戲似的看待那些上上下下的政治伎倆。他在為這些狹隘和拙劣感到可笑的同時，會遊刃有餘地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和紛繁的事務。別看周對人總是和藹可親、不動聲色、“長袖善舞”，但是其內心取捨鮮明並極其孤獨和幽暗。這一點周與林彪其實心境是相通的，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林是力求“以一靜制百動”，周是力求“以一忍支百勇”。

當共產黨的權利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轉移到農民首領手裡後，他們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主體。最後的政治勝利，政權的建立，使這個從南昌起義就是共產黨武裝力量總指揮的周恩來，不得不承認毛、林、彭德懷、賀龍等這些“土八路”，他們正是這個中國社會能夠接受的時勢造就的英雄。周恩來確信，毛澤東是一個迷醉於窮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權力和權術，愛好詩詞和歷史，迷信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斷而殘暴，頑固而狡猾，恩怨分明，恩怨必報。既有農民領袖的磅礴氣勢，又有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他從那些陳舊的史籍中，學到了曹操的精明、劉邦的馭術、朱元璋的堅韌、和成吉思汗的霸氣。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在毛澤東的中國，想歸隱山林是不可能的。雖然是伴君如伴虎，生死禍福就在旦夕之間。但是，整天在老虎嘴邊活動的馴獸師，不也活得津津有味嗎？雖不免暗自苦笑，但這也能激發出自己的最大潛能。既覺得充滿寒氣，又領略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感受。一個政治家，就是藝術家。藝術家玩的是語言、色彩、線條、旋律，政治家玩的是人。

對毛來說，周最大的優點是沒有野心；最大的忌憚，是周的資歷和人脈。但有沒有野心，一看不見；二昨天沒有，不代表今天沒有，今天沒有，不代表明天沒有。但資歷和人脈，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論人脈，軍隊裡，周有黃埔系和南昌起義部分，現在又主導著行政和經濟方面，更有從20年代起就負責情報工作的根基；論資歷，“遵義會議”、甚至長征到達延安之前，一直都是毛的領導。說實在的，綜合起來，其實力可排在第一位，而這也正是毛對其極為關注、時時防範、稍有不從便竭力打壓之故。當年的“反冒進”，周並沒有什麼過分的言論，甚至還不及陳雲的偏激。但是毛整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且在歷次中央大小會議上，甚至直接點名批周，言辭之厲（如“離右傾還有50米”等），前所罕見。為何？不如此，一旦其勢頭見硬，其舊部同派，必順勢而攏，借力而合，成尾大之態。那時再打壓剿殺，便為時晚矣。即便得手，恐怕也是“殲敵八百，自損一千”（註：自此，深諳毛內心世界的周恩來，一直將自己隱匿在毛的陰影中）。所以，對周，毛要想其用一輩子，必得防其一輩子、制其一輩子。

在毛看來，周恩來是“一半臣來一半君，一面陽來一面陰”，是一個絶世奇才。而且長期的相處共事，彼此是心有靈犀的。幸虧周恩來中庸為本，否則也不會有毛澤東的今天；也幸虧周的性格，他們倆才能相安至今。任弼時當年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共產黨的福氣。還應該加一句：共產黨出了個周恩來，是中國的福氣。毛差不多一半的想法，都是通過周恩來實施實現的，而且只會比毛想的、做得更好。前幾年“反冒進”之時，毛狠狠地批了周。一是因為當時毛認為發展生產，必須要鼓勁而不是洩氣，這首先是一個態度問題；二是因為毛對周恩來，必須要箝制著用，首先要控制得住，這才是最重要的。這可不是簡簡單單發展生產、經濟建設，不同思路、理念之爭，那是話語權、領導權、決定權的政治之爭！但要說毛想用柯慶施來取代周恩來，那也是大謬了。

就當時黨內諸人，是沒人可以取代周恩來的。劉少奇有周之穩健，而少周之細潤；朱德有周之心胸，而少周之謀略；陳雲有周之慎籌，而少周之敏行；鄧小平有周之堅忍，而少周之柔巧；林彪有周之天賦，而少周之通達。要讓這樣的人，服從自己，只有一條——讓他從心裡服你怵你！好在毛對這一點還是深信不疑的。但任何事情都是在變化的，正確可以轉變為錯誤，信任可以轉變為懷疑，順從可以轉變為反抗。所以對毛來說，既不能讓周為別人所用，又能讓他聽命於己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讓別人以為他是我所信任倚重的，同時又要讓他自己感到我是時時提防懷疑他的。好在毛、周都不缺少能達到這種效果的智慧。

毛澤東一生，尤其是後半生，對周是愛恨交加、軟硬兼施，最終也是無可奈何。毛最離不開的，是周；最不放心的，也是周。在毛巨大的陰影裡，在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籠罩下，周以其天生的非凡心性、高妙的政治手腕、超人的智慧見識，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前無古人，後難來者，砸不碎、吞不下、剪不斷、沖不散、甩不掉、搓不亂、扎不破、踩不扁、炒不透、煮不爛，一個奇人，一個永遠的迷。

毛任用周後，從來沒讓其真正執有過實權。都說總理，相當於宰相，統領百官。但周的這個總理，是有“宰相之名，而無宰相之權；有宰相之苦，而無宰相之榮”。周實際上只干兩件事：一件是給毛“掙面子”，就是外交。這也是非周莫屬的，縱觀週一生的任職，這是最出彩、最卓著的，但也最終因此而遭到毛最後一次批判，甚至說為此折壽也不為過，這是後話；一件是作為毛“宏圖偉業”的具體執行人，為毛“擦屁股”。幾乎毛的每一次運動結束後，周都要添上一根根白頭髮，同時，還得備下一片片“紙巾”。

毛最終沒有收拾周的原因，並不是怕天下大亂。林彪事件不是也沒有大亂嘛，連中亂都沒有。毛最終沒有收拾周的根本原因，很簡單，就兩個：一是周沒有取代他的野心而又聽命於他；二是後來周的身體也無需毛親自動手了。

所以，毛對周，只是用。不是一般的用，是榨著用。周是絶頂聰明的，毛對他的態度和用心，周心裡清楚得很，對自己的下場也清楚得很。不是被整死，就是被累死。最終周是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保護和延長了很多人的身體和生命；用自己鞠躬盡瘁的行動，默默抗爭著、傾訴著、呻吟著。

在其臨終前，他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對這次廬山會議，周恩來本來是抱著很大希望和比較高興的心情參加的。此前，在大躍進當中，因他提出反冒進，受到毛澤東多次公開嚴厲的批評，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總理的問題（註：1956年“北戴河會議”上，周恩來根據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降低一些經濟指標。招致毛的嚴厲批評，甚至說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這樣的話。自此，直至1958年，其間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都是以批周恩來的“反冒進”為主。南寧會議以後，周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也被免了。直到在1958年4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還在做自我批評。而正是這份檢討書，令周在短短不到一週時間，雙鬢染白。）。可以說，從大躍進開始，周恩來內心是處在異常苦悶和矛盾中的。在他想辭去總理一年後，事情出現轉機。毛澤東主動提出要在廬山“降溫”和反“左”，實在是令人高興之事。

但由於彭德懷的一封信，使得會議陡然改變了方向，也使得周恩來處於兩難境地。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周恩來，心裡既贊同彭德懷的主要看法，又要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予以批駁；既要遵循經濟規律、客觀現實反左，又要按照主席意圖批右。但是，以周恩來的性格和心機以及對毛澤東的瞭解，是無論如何不能拂毛逆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