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三

作 者: 王 哲

跟得上跟不上形勢,也不是個人說了算的。林彪同志一直在休養,,屬他是離“形勢”最遠。之前我們倆交談了一番,現在聽了老總的話,我要說,最遠的林彪,都比你近呦。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推出了一直修養的林彪,一是最有說服力,二是一下子就把林彪定了位。

朱德沉默了一會兒,問道:少奇和恩來是什麼態度?毛爽聲中略帶調侃地說:都是呂端大事不糊塗呦。這個答案,也在朱德意料中。倆人共事這麼多年,朱德太瞭解毛了,每次他幾乎都是等對手招數用盡後,才出手,所以最後總是把對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甚至無力招架。現在既然毛主動找朱談話,必定已勝券在握。只是朱德在問這句話之前,還寧肯抱有一絲希望,這希望當然是衝著周恩來的。劉少奇、林彪,一文一武,是毛一手提拔起來的,二人都唯毛首是瞻。而周恩來,論資歷和實力,這也是政治家的“兩條腿”,尤其在中國,是黨內唯一可以和毛抗衡或者說能起到平衡作用,既可以化有形於無形、又可以現無形於有形、滲透沉澱在黨政軍各部門的一股雄厚的勢力。

周恩來出身於官僚貴族家庭。這個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的平民(主要是農民)中間,現實使他不得不認可農民的成功。但是他的骨子裡是傳統的仕宦家族的清高和倨傲。一方面,因為周恩來是個有文化品味的君子,識時務者,承認事實和秩序;另一方面,貴族的血液和潛在的意識,使他很難從感情上自然地親近和尊重他們。他尊崇儒術,信奉中庸,文革後期發動的“批林批孔”,就是針對其這方面的。他極少把事情做絶。戴像章,他戴既有主席頭像,又寫有“為人民服務”的。激進派看到的是主席的像,保守派看到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字。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關於二十三條的爭論後,他曾私下批評劉“不該和主席頂撞,要儘快爭取主席的原諒”。這種話,劉聽起來覺得相當溫存。即使這句話傳到毛的耳朵裡,毛也會認為周是站在自己方面的。類似這種事情,周做得得心應手。

他的每個沉默、每個讚許、每個批評、每個勸告、甚至每個神情,都可以解讀,都需要破譯。任憑你公開指責或當面對質,任憑你互相串通或突然出賣,他都會有合理周到、讓人信服的解釋。他是能屈能伸的君子,是敏感於陰晴冷暖的智者,是長於把握進退攻守的大師,是爐火純青的謀略家。他以蘇秦般的口才和蕭何那樣的行政能力,贏得了毛和上層大多數人的認可。有一點是他的天然特長,那就是貴族對平民的居高臨下的包容。儘管有時他也處於緊張的自衛之中,但大多數時間內,他是像看市井之人無聊遊戲似的看待那些上上下下的政治伎倆。他在為這些狹隘和拙劣感到可笑的同時,會遊刃有餘地處理各種複雜的矛盾和紛繁的事務。別看周對人總是和藹可親、不動聲色、“長袖善舞”,但是其內心取捨鮮明並極其孤獨和幽暗。這一點周與林彪其實心境是相通的,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林是力求“以一靜制百動”,周是力求“以一忍支百勇”。

當共產黨的權利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轉移到農民首領手裡後,他們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主體。最後的政治勝利,政權的建立,使這個從南昌起義就是共產黨武裝力量總指揮的周恩來,不得不承認毛、林、彭德懷、賀龍等這些“土八路”,他們正是這個中國社會能夠接受的時勢造就的英雄。周恩來確信,毛澤東是一個迷醉於窮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權力和權術,愛好詩詞和歷史,迷信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斷而殘暴,頑固而狡猾,恩怨分明,恩怨必報。既有農民領袖的磅礴氣勢,又有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他從那些陳舊的史籍中,學到了曹操的精明、劉邦的馭術、朱元璋的堅韌、和成吉思汗的霸氣。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在毛澤東的中國,想歸隱山林是不可能的。雖然是伴君如伴虎,生死禍福就在旦夕之間。但是,整天在老虎嘴邊活動的馴獸師,不也活得津津有味嗎?雖不免暗自苦笑,但這也能激發出自己的最大潛能。既覺得充滿寒氣,又領略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感受。一個政治家,就是藝術家。藝術家玩的是語言、色彩、線條、旋律,政治家玩的是人。

對毛來說,周最大的優點是沒有野心;最大的忌憚,是周的資歷和人脈。但有沒有野心,一看不見;二昨天沒有,不代表今天沒有,今天沒有,不代表明天沒有。但資歷和人脈,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論人脈,軍隊裡,周有黃埔系和南昌起義部分,現在又主導著行政和經濟方面,更有從20年代起就負責情報工作的根基;論資歷,“遵義會議”、甚至長征到達延安之前,一直都是毛的領導。說實在的,綜合起來,其實力可排在第一位,而這也正是毛對其極為關注、時時防範、稍有不從便竭力打壓之故。當年的“反冒進”,周並沒有什麼過分的言論,甚至還不及陳雲的偏激。但是毛整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且在歷次中央大小會議上,甚至直接點名批周,言辭之厲(如“離右傾還有50米”等),前所罕見。為何?不如此,一旦其勢頭見硬,其舊部同派,必順勢而攏,借力而合,成尾大之態。那時再打壓剿殺,便為時晚矣。即便得手,恐怕也是“殲敵八百,自損一千”(註:自此,深諳毛內心世界的周恩來,一直將自己隱匿在毛的陰影中)。所以,對周,毛要想其用一輩子,必得防其一輩子、制其一輩子。

在毛看來,周恩來是“一半臣來一半君,一面陽來一面陰”,是一個絶世奇才。而且長期的相處共事,彼此是心有靈犀的。幸虧周恩來中庸為本,否則也不會有毛澤東的今天;也幸虧周的性格,他們倆才能相安至今。任弼時當年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共產黨的福氣。還應該加一句:共產黨出了個周恩來,是中國的福氣。毛差不多一半的想法,都是通過周恩來實施實現的,而且只會比毛想的、做得更好。前幾年“反冒進”之時,毛狠狠地批了周。一是因為當時毛認為發展生產,必須要鼓勁而不是洩氣,這首先是一個態度問題;二是因為毛對周恩來,必須要箝制著用,首先要控制得住,這才是最重要的。這可不是簡簡單單發展生產、經濟建設,不同思路、理念之爭,那是話語權、領導權、決定權的政治之爭!但要說毛想用柯慶施來取代周恩來,那也是大謬了。

就當時黨內諸人,是沒人可以取代周恩來的。劉少奇有周之穩健,而少周之細潤;朱德有周之心胸,而少周之謀略;陳雲有周之慎籌,而少周之敏行;鄧小平有周之堅忍,而少周之柔巧;林彪有周之天賦,而少周之通達。要讓這樣的人,服從自己,只有一條——讓他從心裡服你怵你!好在毛對這一點還是深信不疑的。但任何事情都是在變化的,正確可以轉變為錯誤,信任可以轉變為懷疑,順從可以轉變為反抗。所以對毛來說,既不能讓周為別人所用,又能讓他聽命於己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讓別人以為他是我所信任倚重的,同時又要讓他自己感到我是時時提防懷疑他的。好在毛、周都不缺少能達到這種效果的智慧。

毛澤東一生,尤其是後半生,對周是愛恨交加、軟硬兼施,最終也是無可奈何。毛最離不開的,是周;最不放心的,也是周。在毛巨大的陰影裡,在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籠罩下,周以其天生的非凡心性、高妙的政治手腕、超人的智慧見識,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前無古人,後難來者,砸不碎、吞不下、剪不斷、沖不散、甩不掉、搓不亂、扎不破、踩不扁、炒不透、煮不爛,一個奇人,一個永遠的迷。

毛任用周後,從來沒讓其真正執有過實權。都說總理,相當於宰相,統領百官。但周的這個總理,是有“宰相之名,而無宰相之權;有宰相之苦,而無宰相之榮”。周實際上只干兩件事:一件是給毛“掙面子”,就是外交。這也是非周莫屬的,縱觀週一生的任職,這是最出彩、最卓著的,但也最終因此而遭到毛最後一次批判,甚至說為此折壽也不為過,這是後話;一件是作為毛“宏圖偉業”的具體執行人,為毛“擦屁股”。幾乎毛的每一次運動結束後,周都要添上一根根白頭髮,同時,還得備下一片片“紙巾”。

毛最終沒有收拾周的原因,並不是怕天下大亂。林彪事件不是也沒有大亂嘛,連中亂都沒有。毛最終沒有收拾周的根本原因,很簡單,就兩個:一是周沒有取代他的野心而又聽命於他;二是後來周的身體也無需毛親自動手了。

所以,毛對周,只是用。不是一般的用,是榨著用。周是絶頂聰明的,毛對他的態度和用心,周心裡清楚得很,對自己的下場也清楚得很。不是被整死,就是被累死。最終周是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保護和延長了很多人的身體和生命;用自己鞠躬盡瘁的行動,默默抗爭著、傾訴著、呻吟著。

在其臨終前,他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對這次廬山會議,周恩來本來是抱著很大希望和比較高興的心情參加的。此前,在大躍進當中,因他提出反冒進,受到毛澤東多次公開嚴厲的批評,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總理的問題(註:1956年“北戴河會議”上,周恩來根據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降低一些經濟指標。招致毛的嚴厲批評,甚至說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50米”這樣的話。自此,直至1958年,其間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都是以批周恩來的“反冒進”為主。南寧會議以後,周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位置也被免了。直到在1958年4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還在做自我批評。而正是這份檢討書,令周在短短不到一週時間,雙鬢染白。)。可以說,從大躍進開始,周恩來內心是處在異常苦悶和矛盾中的。在他想辭去總理一年後,事情出現轉機。毛澤東主動提出要在廬山“降溫”和反“左”,實在是令人高興之事。

但由於彭德懷的一封信,使得會議陡然改變了方向,也使得周恩來處於兩難境地。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周恩來,心裡既贊同彭德懷的主要看法,又要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予以批駁;既要遵循經濟規律、客觀現實反左,又要按照主席意圖批右。但是,以周恩來的性格和心機以及對毛澤東的瞭解,是無論如何不能拂毛逆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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