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六

作 者： 王 哲

彭真是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題名、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的當日，同林彪、陳毅、黃克誠、宋任窮、安子文等人一起，被毛欽點上山的。也許這個時候，毛就已經決然要料理彭大將軍了。雖然具體想法也許尚未成形。但對於毛這等有雄才大略、更刀光劍影中磨礪出來的政治家來說，做一個人就像燒一道菜，必要的程序、佐料和火候總是不可欠缺的。於是就有了將彭的信批示討論，就有了被欽點者的上山入圍，就有了幾個人的碰頭、小型會議和個別談話，包括貫穿其中的小組討論會，而最終就會形成統一的思想和認識。

其實自毛把彭的信批示印發與會者討論伊始，就等於把彭架在火上“開烤”了。三國時曹操見孫權來信勸他當皇帝，對他的屬下說：“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文革中毛澤東針對讓他當國家主席，也向大家說了同樣的話。當然，曹操自己說要做周文王，而毛當時已然是居爐火上的“萬歲”了，只是不想讓別人亦“居爐火上”與之比肩罷了，此是後話。那“開烤”最需要什麼呢？很簡單——柴禾。之前單獨談話的林彪，被毛視為“上好柴禾”，現在的彭真，毛亦如視。

在毛看來，彭真既是“劉山頭”第一幹將，劉少奇對彭德懷歷史上的積怨（主要有二：一是延安整風；二是高饒事件），也就是他彭真的積怨，愛屋及烏，恨屋及烏嘛；還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喊他“萬歲”的人；更是說話做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狠角色”。毛現在急需這樣的“急先鋒”。

所以毛一見到彭真，就直截了當地說：關於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等人講話的性質，我和少奇、恩來溝通過，基本是右傾無疑的了。具體我就不多說了，想必你也是同感。你也清楚，彭德懷今天的這種表現，也是一個長時間積累、發展的必然結果，特別是他在延安整風和在高饒事件中的表現，最有代表性。本來這些情況由當時負責這些工作的少奇講最合適，但少奇同彭德懷的矛盾，大家基本都瞭解。這個時候少奇講得太多，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影響會議的效果。所以你要當仁不讓代表少奇同志，當然也是代表我們正確的思想、正義的事業，針鋒相對地去反擊、去痛擊彭德懷、張聞天他們的右傾思潮。回去後你可以找少奇同志好好聊聊，讓喬木幫著好好歸納一下，張聞天可是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的。不過我是一向主張“打蛇打七寸”，我們只要抓住要害，三十分鐘足矣。

彭真解放前曾有較長一段時間在白區工作，頭腦反應一向靈敏。毛這番話的用意，彭真心裡非常明白。於是接過毛的話說：請主席放心！彭德懷這個人，上次高饒反革命集團，就讓他漏網了，這次我們要老賬新賬一塊算，要徹底把他的問題解決了，否則我們黨永遠不得安寧，也難以團結起來。他們現在趁著我們的革命工作遇到點挫折困難，就以為時機到了，猖狂地攻擊我們，比那些黨外的右派們還厲害、還可惡。“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話倒很適於現在。

毛澤東聞聽此言說到：你這個說得太對了，“物必先自腐而後蟲入之”！《紅樓夢》裡的探春說過，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是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可惜我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的思想覺悟，還不如封建社會的一個小姐！

彭真聽罷嘆了口氣說：主席，我聽說伯達、喬木、家英等幾個人，也跟著彭德懷、張聞天他們幾個人的調子轉，是這樣嗎？

毛夾著煙的手擺了擺說：幾個書生，不過是一時的糊塗罷了。等忙過這幾天，再跟他們談也不遲。

7月29日一早，毛澤東又找來了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鋭談話。關於這次談話，《黃克誠自述》中說：談話時主席顯得火氣不大，所以我們也較敢講話。這次談話主席給我們戴了幾頂帽子。說我：一是彭德懷的政治參謀長，二是湖南集團的首要人物，三是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還說我與彭德懷觀點基本一致，與彭德懷是“父子關係”。我答辯說：我和彭德懷觀點基本一致，只能就廬山會議這次的意見而言。過去我和彭德懷爭論很多，幾乎爭論了半輩子。我又說：我當彭德懷的參謀長，是毛主席你要我來當的。我那時在湖南工作，並不想來，是你一定要我來。既然當了參謀長，政治和軍事如何分得開？彭德懷的信是在山上寫的，我那時還沒有上山，怎麼能在寫“意見書”一事上當他的參謀長呢？我在湖南工作多年，和湖南負責的同志多見了幾次面、多談了幾次話，如何就能成為“湖南集團”？至於“軍事俱樂部”更是如何談起呢？周小舟也就“湖南集團”的提法，說有壓力，希望能與澄清。主席說：要容許辯論交鋒，讓大家把話說出來，把話講透。又說，可能是有點誤會。還說，和你們幾個湖南人好像還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閡。之後主席又把話引到遵義會議前，怎樣爭取張聞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遠而復”。分明是要我們回頭，與彭德懷劃清界限，希望我們“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次談話，儘管主席的指責頗重，但空氣不緊張，能讓我們說話不感到壓力。即使我們說的話讓主席不滿，他表示不同意時，態度也不嚴厲，所以我們的心情較好。

談完話出來，李鋭遇見田家英，將與毛談得比較輕鬆的情況告訴了他。田說：決不要輕信，大難還在後面4。應該說還是田更深刻地瞭解毛。文革前夕，1965年11月楊尚昆被免去中辦主任的職務，調他去廣東工作，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行前面見毛澤東後，田家英問楊尚昆和毛主席談了些什麼，楊如實告之，田家英聽後說糟糕。他對楊說，如果毛主席狠狠地罵你一頓就好了，就沒問題了。毛主席這樣敷衍你，問題就大了5。果不其然，後來這幾個人的際遇，除了周惠，因涉入的淺、檢討得好，被毛施恩外，剩下的死的死（周小舟）、關的關（黃克誠）、判的判（李鋭），令人唏噓。

毛的性格是反抗性格，毛的哲學是鬥爭哲學，毛的路線是群眾路線，毛的思想是大國思想，毛的政治是權力政治。正如林彪給毛總結的：他最擔心就是在開會表決時得不到多數票。所以毛遇到反對派，尤其形勢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就走所謂群眾路線，先開小會及個別談話，爭取或脅迫大多數人的支持，同時挖對方的牆角，最大限度的孤立對方。之前的遵義會議是這樣（就是因為擔心自己在政治局裡不能獲得多數票，而鼓動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將與會人員擴大到軍團指揮者，因為毛在軍隊中的威信，且軍隊方面又對當時軍事指揮失敗的中央領導博古、李德等人極為不滿），之後為了對付林彪也是如此，不過緣於當時林彪接班人的身份，比對付彭時又多兩招，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挖牆腳、摻沙子、拋石頭。頗似程咬金的“三板斧”。

也正是7月29日這一天，毛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全會解決兩件事：一改指標（降低一些指標）；二路線問題，即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問題。而改指標這項工作，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就可以開會去做了，所以八屆八中全會主要就是或者說就是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彭德懷不是第一個被解決的元帥，第一個是劉伯承，而且與彭還有很大幹系。1958年的全軍“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源自於當時劉伯承任院長的南京軍事學院，發起於當時任國防部部長的彭德懷，高潮於當時的最終裁決者毛澤東。

說起毛澤東、彭德懷與劉伯承的恩怨，就要回溯到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此前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林彪、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離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游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毛、林、彭等人讀到文章後，對劉伯承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和惱怒。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唯一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孫武”之稱。由于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聯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裡的馬列主義”相抗衡。就這樣劉伯承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也最終給毛、彭、林等人的心裡，留下極大的陰影，而對於一生最背運之時的毛來說，更無異於是“落井下石”。這也是後來一俟新中國成立，深深瞭解毛的劉伯承毅然辭去本兼各職，遠離權力中心、跑去辦學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在抗戰期間，劉伯承對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在肯定了其成績的同時，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其缺點，特別是指出其過早暴露了我方的真實實力。在彭劉二人本就不和諧的關係上，無疑又添加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1951年5月，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一八零師，由於多種因素導致部隊被美軍分割包圍，該師大部犧牲，被俘人數達六千餘人，這也是抗美援朝中最大的失敗。而這支部隊正是來自劉伯承的二野。作為主帥的彭德懷，在批評三兵團司令員王近山時，曾指責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不是最講戰術的，怎麼會打敗仗？”言下之意，無須贅述；結怨之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