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

作 者: 王 哲

當時的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心裡,是當作文臣和武將的領班而刻意培養的。但是熟讀歷史的毛澤東,為培養這二人,也花費了很大的心思。既要讓他們都能各自獨當一面,又要能相互配合,更主要的還要互相牽制。不可疏遠,更不能親近,二人必須也只能都唯毛是從。在解放戰爭之初的東北戰場上,開始共產黨在東北的第一領導是彭真,也是劉少奇手下第一大將,第二領導是林彪。因為彭真跟林彪在重大問題上看法不一,毛澤東斷然把彭真調離東北,把東北黨政軍大權統統授予了林彪。當然林彪只管打仗,其他基本由羅榮桓負責。沒有三年的時間,林彪就取得了“遼瀋戰役”大捷,一舉奠定了奪取全國政權的基礎。但回過頭來,想想從東北灰溜溜出來的彭真,看著自己離開後林彪的節節勝利,雖然彭也會真心為勝利高興,畢竟離坐江山的目標越來越近了。但內心對林彪個人的看法,還會像沒有那些分歧、爭執,並由此鎩羽而歸時一樣嗎?而手下第一大將傷了面子,作為該山頭首領劉少奇的心理,恐怕也是愛屋及烏、怨屋及烏的。好在建國後,林彪因病隱退。雖然後來林彪在“高崗、饒漱石”倒劉活動中有所曖昧,劉派也在毛有意無意的默許下,置高於死地。但林因順從毛的指令和有毛的保護,不僅毫髮無損,而且更得毛一路提攜。深知毛林關係以及林在軍中聲望的劉派,自然對林有所忌憚,雙方倒也相安無事。

劉和林,對於毛澤東來說,林彪相對來說更容易把握些。因為林彪的性情、為人處事,比較簡單。林除了打仗是個行家裡手,有天賦,其他方面表現都很一般。而劉少奇則不然,他的政治嗅覺、組織能力、思想深度、理論功底(註: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都列為整風文獻)等方面,都不在毛之下。而沉穩紮實、善納人言的工作作風又在毛之上。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使用,一直排斥在軍隊以外(軍委副主席一職,和朱德一樣,只是掛名而已,無任何實權)。就是在兼任新四軍政委期間,軍長陳毅也一直與之不睦。所謂軍政分開,不光要讓事分開,人分開,最主要是要讓彼此的心也得分開,不能貌裡神合。

作為二把手的劉少奇,缺少毛的那種渾然天成的大家氣派和指點江山的恢宏氣度,更缺少毛的那種“捨我其誰”的霸氣和“寧可我負天下人,也不讓天下人負我”的蠻狠,以及劉邦似的鄉村市井的猾賴之性。相對於毛的冷酷,劉顯得更仁厚一些;相對於毛的強悍,劉顯得更柔懦一些;相對於毛的果決,劉顯得更遲滯一些;相對於毛的靈猾,劉顯得更直拙一些。如果說毛澤東把林彪當作韓信,為他在前邊攻城掠地,那麼劉少奇就是毛的蕭何,搞行政、抓組織、促經濟、保供應,安定後方。

劉就像一名忠於職守的警察,為毛的隊伍維護著秩序。在這一職權行使過程中,他同樣感受到了權力的高貴、領略到了權力的威儀、體會到了權力的尊嚴、享受到了權力的快感,以至於後來權力慾膨脹失控,招致殺身之禍,這是後話。當然,劉在這一職權行使過程中,也不失時機地構建了自己的人脈體系,形成了自己的山頭。

文革伊始,在劉失去人身自由的前幾天,毛召見了劉。劉少奇向毛提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乾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沒有表態,分手時建議劉讀讀書,還特別介紹了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無論是《機械唯物主義》還是《機械人》,都注定了“機械”的本質。既是機械的思想,也是機械的人,其指不言而喻。劉當時茫然無語,之後便默默無語。

最後監禁中的劉常常緊攥著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著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裡,臨終的時候,兩個塑料瓶被捏成了兩個小葫蘆。事後有關專家根據病情病例分析,認定劉當時已從心裡牴觸治療,如此任何藥物都會失去作用。所謂“哀莫大於心死”,即指於此吧。

劉少奇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最大的貢獻,就是在黨的七大上發明創造了“毛澤東思想”。張國燾叛變革命後,躲在海外罵遍了共產黨的領袖們。罵到劉少奇時,他說: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功狗”。其實不論哪個國家,不論什麼黨。社會黨也好,民主黨也罷,都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綱領,有一頂代表真理正義的皇冠。一個黨,如果沒有了這頂皇冠,就成了黑社會;一個黑社會,如果有了這頂皇冠,就成了黨。“黨”的繁體字—“黨”,皇冠下面一個“黑”字。

最終,誕生了“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在時隔24年後,被其誕生的“毛澤東思想”剝奪了一切。死時他是裸體的,連褲頭都沒有。他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7月27日這個會,是毛繼22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談話後,將自己的態度對擔負重要職責的領導人又一次宣講。最主要是在毛看來,對彭等人內心還不夠堅定、態度還隱有曖昧的劉、周的再一次認證和鑿實。

對毛來說,這已然是一場政治戰役。打仗首先要分清敵我,就像他自己常說的: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然後就要講究戰略戰術,就像林彪私下給毛總結的:他最擔心自己在開會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所以,當毛認為或擔心自己在會議上得不到多數人的贊同時,就會採取私下談話溝通的方式,儘量作通做好其他領導人、各大區、各派系山頭“首領”們的工作。以保證在開會決議的時候(當時都是舉手表決方式),能獲得多數支持。

分清了敵我陣營,也有了多數支持,然後還要有充足的、足夠威力的“彈藥”以及進而對敵營的分化瓦解。這一切毛都在有條不紊落實著、實施著。而鑒於這次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進攻”,切中時弊,引人共鳴,文武合璧,火候恰好,甚至讓如此剛毅強硬的毛在23日第一次反擊會上也不得不打出了頗為濃重的“感情牌”。所以毛深知,這是建國後他在政治上面臨的第一次重大危機,必須親力親為、全力以赴而不可掉以輕心。

雖然建國後迄今也有四次讓毛頗費心思的政治決策,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高饒事件”;三是1957年“反右運動”;四是1958年軍隊“反右傾反教條”。但這四次都沒有像這次廬山會議、像這次的彭德懷和張聞天等,在毛看來就差指名道姓直接給他下戰表了。毛也知道,23日那次聲淚俱下的反擊講話,很有些情勢所迫,倉促應戰。因為如果再任由彭、張等人的言論深入延展開來、氾濫下去,不僅中間派會與之合流,恐怕左面的人也會動搖甚至“倒戈”。所以在沒有什麼充足論據,即具威力“彈藥”支持下、不得不的應戰,其“感情牌”只能是表明態度、解一時之危。對於像在“高饒事件”中便面目不清、下手兇狠的劉,對於之前被毛痛批“離右派還有五十步”、當時也是違心做檢討、現在應該說是彭德懷又取而代之內心必定傾向彭的周,當然還有那些隔岸觀火、作壁上觀,等著趁火打劫、企圖分一杯羹的首鼠兩端、投機取巧者,對於這些歷經肅反、整風等多次政治運動的殘酷血腥洗禮、心如刀石運籌極深的“老戰友”們,“感情牌”的作用注定是微乎其微的。天性感情充沛的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極少動感情。因為深諳歷史的毛深知,軍人可以對戰死的軍人動感情,即便是對手,有時也會示以由衷的敬重。但政治家不能,因為政治不像軍事,殺掉或讓對手投降就是勝利。政治是統馭、是平衡、是為我所用,一句話:是權力。所以,政治可以讓人死,也可以讓人活;可以讓活的人死,也可以讓死的人活;可以讓千萬人為一人死,也可以讓一人死為千萬人活。

權的繁體字是權,字典說從木從雚,本義黃花木,因其堅硬、難以變形而為衡器。然再細加探究,雚是一種草。前木後草,是為權字;前草後木,那是錯字,而且是本末倒置、乾坤顛倒的大錯特錯。毛可是不想也不能犯這種根本性的錯誤,毛自認他這根“木”是不可動搖的,草和木本就屬性不同,豈可混為一談。草有木的銜領庇護,方可安穩,再茁壯的草,也只能是草。現在是毛必須要發揮“木”之抗擊作用的時候了,即便“殲敵一千,自損八百”,哪怕倒過來也無所謂。林彪曾對劉亞樓說過一句常勝的秘訣:生死攸關之際,保住自己最重要。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但軍人苟且活著,還是人,政治家苟且活著,那就連鬼都不如。如前說言,毛說他在寧都會議後的政治境況時說過:連鬼都不上門。人不是不犯錯誤,但優秀的人不犯同樣的錯誤。尤其毛這種偉人,更不可能重蹈覆轍。何況此一時彼一時,那時還有環境、時機、精力等扳回來,現在要是失算失手,毛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會由此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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