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二十

作 者： 王 哲

當時的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心裡，是當作文臣和武將的領班而刻意培養的。但是熟讀歷史的毛澤東，為培養這二人，也花費了很大的心思。既要讓他們都能各自獨當一面，又要能相互配合，更主要的還要互相牽制。不可疏遠，更不能親近，二人必須也只能都唯毛是從。在解放戰爭之初的東北戰場上，開始共產黨在東北的第一領導是彭真，也是劉少奇手下第一大將，第二領導是林彪。因為彭真跟林彪在重大問題上看法不一，毛澤東斷然把彭真調離東北，把東北黨政軍大權統統授予了林彪。當然林彪只管打仗，其他基本由羅榮桓負責。沒有三年的時間，林彪就取得了“遼瀋戰役”大捷，一舉奠定了奪取全國政權的基礎。但回過頭來，想想從東北灰溜溜出來的彭真，看著自己離開後林彪的節節勝利，雖然彭也會真心為勝利高興，畢竟離坐江山的目標越來越近了。但內心對林彪個人的看法，還會像沒有那些分歧、爭執，並由此鎩羽而歸時一樣嗎？而手下第一大將傷了面子，作為該山頭首領劉少奇的心理，恐怕也是愛屋及烏、怨屋及烏的。好在建國後，林彪因病隱退。雖然後來林彪在“高崗、饒漱石”倒劉活動中有所曖昧，劉派也在毛有意無意的默許下，置高於死地。但林因順從毛的指令和有毛的保護，不僅毫髮無損，而且更得毛一路提攜。深知毛林關係以及林在軍中聲望的劉派，自然對林有所忌憚，雙方倒也相安無事。

劉和林，對於毛澤東來說，林彪相對來說更容易把握些。因為林彪的性情、為人處事，比較簡單。林除了打仗是個行家裡手，有天賦，其他方面表現都很一般。而劉少奇則不然，他的政治嗅覺、組織能力、思想深度、理論功底（註：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都列為整風文獻）等方面，都不在毛之下。而沉穩紮實、善納人言的工作作風又在毛之上。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使用，一直排斥在軍隊以外（軍委副主席一職，和朱德一樣，只是掛名而已，無任何實權）。就是在兼任新四軍政委期間，軍長陳毅也一直與之不睦。所謂軍政分開，不光要讓事分開，人分開，最主要是要讓彼此的心也得分開，不能貌裡神合。

作為二把手的劉少奇，缺少毛的那種渾然天成的大家氣派和指點江山的恢宏氣度，更缺少毛的那種“捨我其誰”的霸氣和“寧可我負天下人，也不讓天下人負我”的蠻狠，以及劉邦似的鄉村市井的猾賴之性。相對於毛的冷酷，劉顯得更仁厚一些；相對於毛的強悍，劉顯得更柔懦一些；相對於毛的果決，劉顯得更遲滯一些；相對於毛的靈猾，劉顯得更直拙一些。如果說毛澤東把林彪當作韓信，為他在前邊攻城掠地，那麼劉少奇就是毛的蕭何，搞行政、抓組織、促經濟、保供應，安定後方。

劉就像一名忠於職守的警察，為毛的隊伍維護著秩序。在這一職權行使過程中，他同樣感受到了權力的高貴、領略到了權力的威儀、體會到了權力的尊嚴、享受到了權力的快感，以至於後來權力慾膨脹失控，招致殺身之禍，這是後話。當然，劉在這一職權行使過程中，也不失時機地構建了自己的人脈體系，形成了自己的山頭。

文革伊始，在劉失去人身自由的前幾天，毛召見了劉。劉少奇向毛提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乾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沒有表態，分手時建議劉讀讀書，還特別介紹了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無論是《機械唯物主義》還是《機械人》，都注定了“機械”的本質。既是機械的思想，也是機械的人，其指不言而喻。劉當時茫然無語，之後便默默無語。

最後監禁中的劉常常緊攥著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著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裡，臨終的時候，兩個塑料瓶被捏成了兩個小葫蘆。事後有關專家根據病情病例分析，認定劉當時已從心裡牴觸治療，如此任何藥物都會失去作用。所謂“哀莫大於心死”，即指於此吧。

劉少奇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最大的貢獻，就是在黨的七大上發明創造了“毛澤東思想”。張國燾叛變革命後，躲在海外罵遍了共產黨的領袖們。罵到劉少奇時，他說：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功狗”。其實不論哪個國家，不論什麼黨。社會黨也好，民主黨也罷，都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綱領，有一頂代表真理正義的皇冠。一個黨，如果沒有了這頂皇冠，就成了黑社會；一個黑社會，如果有了這頂皇冠，就成了黨。“黨”的繁體字—“黨”，皇冠下面一個“黑”字。

最終，誕生了“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在時隔24年後，被其誕生的“毛澤東思想”剝奪了一切。死時他是裸體的，連褲頭都沒有。他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7月27日這個會，是毛繼22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談話後，將自己的態度對擔負重要職責的領導人又一次宣講。最主要是在毛看來，對彭等人內心還不夠堅定、態度還隱有曖昧的劉、周的再一次認證和鑿實。

對毛來說，這已然是一場政治戰役。打仗首先要分清敵我，就像他自己常說的：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然後就要講究戰略戰術，就像林彪私下給毛總結的：他最擔心自己在開會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所以，當毛認為或擔心自己在會議上得不到多數人的贊同時，就會採取私下談話溝通的方式，儘量作通做好其他領導人、各大區、各派系山頭“首領”們的工作。以保證在開會決議的時候（當時都是舉手表決方式），能獲得多數支持。

分清了敵我陣營，也有了多數支持，然後還要有充足的、足夠威力的“彈藥”以及進而對敵營的分化瓦解。這一切毛都在有條不紊落實著、實施著。而鑒於這次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進攻”，切中時弊，引人共鳴，文武合璧，火候恰好，甚至讓如此剛毅強硬的毛在23日第一次反擊會上也不得不打出了頗為濃重的“感情牌”。所以毛深知，這是建國後他在政治上面臨的第一次重大危機，必須親力親為、全力以赴而不可掉以輕心。

雖然建國後迄今也有四次讓毛頗費心思的政治決策，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高饒事件”；三是1957年“反右運動”；四是1958年軍隊“反右傾反教條”。但這四次都沒有像這次廬山會議、像這次的彭德懷和張聞天等，在毛看來就差指名道姓直接給他下戰表了。毛也知道，23日那次聲淚俱下的反擊講話，很有些情勢所迫，倉促應戰。因為如果再任由彭、張等人的言論深入延展開來、氾濫下去，不僅中間派會與之合流，恐怕左面的人也會動搖甚至“倒戈”。所以在沒有什麼充足論據，即具威力“彈藥”支持下、不得不的應戰，其“感情牌”只能是表明態度、解一時之危。對於像在“高饒事件”中便面目不清、下手兇狠的劉，對於之前被毛痛批“離右派還有五十步”、當時也是違心做檢討、現在應該說是彭德懷又取而代之內心必定傾向彭的周，當然還有那些隔岸觀火、作壁上觀，等著趁火打劫、企圖分一杯羹的首鼠兩端、投機取巧者，對於這些歷經肅反、整風等多次政治運動的殘酷血腥洗禮、心如刀石運籌極深的“老戰友”們，“感情牌”的作用注定是微乎其微的。天性感情充沛的毛澤東，在政治鬥爭中，極少動感情。因為深諳歷史的毛深知，軍人可以對戰死的軍人動感情，即便是對手，有時也會示以由衷的敬重。但政治家不能，因為政治不像軍事，殺掉或讓對手投降就是勝利。政治是統馭、是平衡、是為我所用，一句話：是權力。所以，政治可以讓人死，也可以讓人活；可以讓活的人死，也可以讓死的人活；可以讓千萬人為一人死，也可以讓一人死為千萬人活。

權的繁體字是權，字典說從木從雚，本義黃花木，因其堅硬、難以變形而為衡器。然再細加探究，雚是一種草。前木後草，是為權字；前草後木，那是錯字，而且是本末倒置、乾坤顛倒的大錯特錯。毛可是不想也不能犯這種根本性的錯誤，毛自認他這根“木”是不可動搖的，草和木本就屬性不同，豈可混為一談。草有木的銜領庇護，方可安穩，再茁壯的草，也只能是草。現在是毛必須要發揮“木”之抗擊作用的時候了，即便“殲敵一千，自損八百”，哪怕倒過來也無所謂。林彪曾對劉亞樓說過一句常勝的秘訣：生死攸關之際，保住自己最重要。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但軍人苟且活著，還是人，政治家苟且活著，那就連鬼都不如。如前說言，毛說他在寧都會議後的政治境況時說過：連鬼都不上門。人不是不犯錯誤，但優秀的人不犯同樣的錯誤。尤其毛這種偉人，更不可能重蹈覆轍。何況此一時彼一時，那時還有環境、時機、精力等扳回來，現在要是失算失手，毛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會由此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