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八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一生根本性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視察遵義會議會址，也是後來執掌軍權的軍委主席們（當然像毛、鄧這樣打天下的無須故作姿態）向世人宣示自己權柄的一種象徵。江在任期間分別於1991年和1996年兩次視察遵義會議會址，胡錦濤2012年12月（已卸任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待人大會卸任）視察遵義會議會址，習近平2015年遵義會議八十週年視察遵義會議會址。其中只有胡錦濤在擔任中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期間、尤其在2005年遵義會議七十週年這樣的整數也未蒞臨，正如後來人們所知的，胡既是向還擅權不放的江以示抗議，更是將其劣昭示天下。
張聞天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的表現可圈可點，就像前邊毛說的：“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但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轉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沒有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紅軍長征突破四道封鎖線後，佔領湖南通道縣城。中革軍委臨時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會上毛澤東極力說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建議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如果沒有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人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黎平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後來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3。與會大多數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兩次會議上耐心艱苦的說服、探討和爭論，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是可以想像，遵義會議即便能如期召開，鬥爭也必將更為曲折和激烈。
正因為有了這兩次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包括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以及大多數紅軍將領的認可和擁護，使紅軍在岌岌可危又莫衷一是的緊要關頭，度過了危機，為遵義會議毛的真正復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不能將遵義會議孤立起來看，應該更充分地認知“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的鋪墊作用。否則很難理解一向對共產國際（其象徵和代表為博古、李德）奉命惟謹、一向富於調和、一向相忍為黨的周恩來，怎麼會在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批評李德、博古？！毅然與其分道揚鑣。同時也正因為身為領導核心“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的周恩來在這兩次會議中對毛的支持，想必也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包括張聞天、王稼祥及其他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對毛的態度。
但即便是這樣，遵義會議也沒有真正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根據陳雲手寫的《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此時毛作為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分工作為周的副手參與處理軍事事務。
所以對於毛澤東來說，遵義會議能開成功，即自己能再次復出，沒有張聞天他們固然不行。但他們也沒能讓毛澤東一步到位、十分滿意。若論作用，事實上週恩來比張聞天的更大些。這就是毛澤東那句“遵義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中，“他”和“他們”之所指及作用。
1935年5月12日的會理會議對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地位的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說到會理會議中張聞天的作用，和遵義會議一樣，也要論及會理會議之前四件事：
一是1935年3月4日，在張聞天提議下，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這個建制與任命，雖然沒有改變周恩來最後決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這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邁向掌握軍權的第一步。
二是3月10日，在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是否攻打打鼓場，毛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及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等人發生分歧，剛擔任沒幾天的前敵總指揮被撤銷，由彭德懷代理。在這關鍵時刻，毛毫不退縮，他當晚找周恩來詳談，使周接受了他不進攻打鼓場的主張。應該說這次說服周恩來與上次黎平說服周恩來，異曲同工。只不過此時的毛澤東比在黎平時，更多了遵義會議後復出的新鋭進取之勢。緊接著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得到了張的贊同4。
三是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遵義縣楓香鎮苟壩附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毛澤東不僅在短短一兩天內一舉扭轉了不利之局，更乘勢正式進入了軍委最高領導機構，並迅速使自己成為核心決策的重要位置。
四是苟壩會議之後，為避開敵人的圍追堵截，大迴旋轉移兜圈，使部隊疲憊不堪，部隊上下怨聲四起。1935年5月，毛澤東部署攻打理會受挫。林彪在這種境況下給“三人團”寫了一封信，提議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回合5。差不多同時，擔任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少奇也感覺到部隊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便結合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擬了電報，要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政委楊尚昆簽字，彭不認同沒有簽，楊在電報上籤了字。同時，“三人團”中的王稼祥也對毛指揮部隊大幅度運動不以為然，並向張聞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說之前是否攻打打鼓場還只是毛與眾人的分歧，那麼這次則是眾人對毛的意見甚至反對了，而且意見主要還是源起於毛的嫡系一軍團林彪。此時，毛澤東面臨著遵義會議後最嚴重的危機和挑戰。
於是毛澤東向張聞天建議，直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大家提出的問題。1935年5月12日會理會議召開，與會者只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及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會上張聞天嚴厲指責林彪等人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是右傾；毛也嚴厲指責林、劉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作怪，並斥責林彪“是個娃娃”。但蹊蹺和不可思議的是，會的後期毛講話中竟然暗指張聞天和彭德懷勾結反對他，而且此後一直懷疑林彪的信是彭主使的，直到廬山會議才由林彪本人親口澄清。
問題是，此時距毛進“三人團”才兩個月，且會理會議前基本都是張聞天在幫他，相對於部隊上下的意見及王稼祥的看法，毛又屬於少數。為什麼毛開始能夠贏得張聞天的幫助？之後為什麼又敢掉轉槍口直指幫他的張聞天？看看與會者名單，除了當事人，朱德身在部隊中，深知將士疲憊之苦，如果發聲，也會偏向林彪的信和劉少奇的電報。聶榮臻作為部隊政委，和朱德、林彪、楊尚昆、劉少奇等應是同感。那就只剩下一個周恩來了。雖然沒有周相關的文字記錄，但如果沒有周的默許式的妥協（周的態度會直接影響與之較密切的朱德、聶榮臻，間接影響王稼祥、張聞天、楊尚昆），此時羽翼未強的毛恐怕還不敢如此近乎四面出擊樹敵吧？也許從那時起，毛周合璧，便具雛形了。
會理會議埋下了毛澤東對張聞天、彭德懷的猜疑的種子，且隨著後來猜疑趨重，種子也漸漸“開花結果”。尤其林彪的信，使毛認定彭是有城府的，不光只有“張飛之粗”。而一句斥責林彪的“你還是個娃娃，你懂什麼”，也將二人親近關係，彰之於眾。總之，寫信的、發電報的、簽字的、沉默的、指責與被指責的、誤解與被誤解的，這一切對日後上層政治關係的走向與糾葛乃至紛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張聞天反對毛、江結婚，根據1986年8月30日，楊尚昆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在北京三座門他辦公的會議室，應張聞天選集傳記組請求進行的一次談話可知6。
楊尚昆說：“在延安毛主席最記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同江青結婚”。劉英說：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王世英，過去在外頭搞情報工作，說江青這個人在外邊桃色新聞太多，毛主席同她結婚對黨的影響不好。給中央寫了信，信上籤名的一大串。聞天告訴我，這樣他就寫了個信給毛主席送去了，那時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寫信給他表示反對的就是洛甫。毛主席看了信後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結婚，誰管得了，後天就結。甚至於他可以聯繫到王世英寫的信也是洛甫在裡頭搞的。後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了。以後他對洛甫的態度就不是與人為善的態度，而是諷刺挖苦。
至此，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和張聞天的關係已有了大致輪廓。如果再結合張聞天三個小時的發言內容，一個自古為上者最忌的“文武合璧，相得益彰7”，漸漸浮現在毛的腦海裡，且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