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三

作 者： 王 哲

而毛澤東這句“我就再回雲山寺就是了”，其實就是說給周恩來聽的。毛相信自己對周的判斷，周的這番表白早已在毛意料之中。也只有先使周有了這番表白，才會讓劉少奇這個羽翼漸豐的實力派，免生他念或行掣肘，儘管劉少奇與彭德懷，遠有延安整風的過節（1945年2月至7月的“華北會議”彭德懷被批判四十三天，彭參加革命以來的歷史及功績幾乎被全盤否定，連彭德懷原名“彭得華”，也被羅織為其志在“得中華”，即意欲毛澤東一爭高下7），近有高崗事件的陰影（高崗與彭德懷在西北時就接觸較多，抗美援朝又一個在前線指揮打仗，一個在後方負責後勤保障，配合得十分默契，倆人敢說敢幹的潑辣作風又比較相似，所以關係較深。彭德懷曾向毛澤東舉薦由高崗任解放軍總參謀長。而且彭德懷也確實對劉少奇的工作有些意見，並向毛澤東做過反映。1953年9月9日，彭德懷曾到毛澤東處講他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個別問題上的意見，毛澤東要他同劉、周面談8），素有嫌隙。但現在經濟正面臨困境和整頓，要謹防一切可能的趁機作祟和渾水摸魚，必須要他們旗幟鮮明，扼殺一切不良企圖，徹底孤立彭等人，集中優勢，一舉“殲滅”。至於林彪，本就遠離政治中樞及漩渦、一直在休養之中，且毛又一直對其關愛提攜有加。雖然還沒來得及跟他單獨談話，但毛相信這個心腹愛將、天才軍人，會以其天賦的嗅覺、敏感到行將發生的變故，而且必會和戰爭時一樣為毛所驅並摧枯拉朽。

什麼是美？需要就是美。什麼是政治？得到才是政治，而且是最大的政治。《何典》裡不是說嘛——“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1971年8月毛澤東為處置林彪等人南巡前，特意給政治局成員每人發了這本薄薄的《何典》）。對毛來說，那些誇誇其談、坐而論道、欲說還休、欲罷不能的，不是政治，充其量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教條或禮教。

如前所言，毛一口氣和他們三人談了五個小時，越談也似乎越投機。然後居然只吃了平時一半的安眠藥量就安然入睡了，而且一口氣睡到清早。7月23日8點整，毛在廬山人民劇院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講話，拉開了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序幕。毛開始便說：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點，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毛似乎又進入了“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廣闊天地，從此時起，一個自言吃了三次安眠藥都睡不著的人，把整個中國都帶入了一個“亢奮”年代。

毛澤東23日的講話，歸結成兩個字就是——“迎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反擊”！套用毛自己的講話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1。毛澤東的講話，百度便可搜讀，在此無需贅述。

之所以說是“反擊”，就是因為彭德懷提出、張聞天認同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應該說這是彭信中唯一原則性的問題。那麼彭德懷說的對不對呢？一半對一半不對，一半對是指“狂熱性”；一半不對是指“小資產階級”。用“小資產階級”這個用來劃分階級範疇的政治用語來喻指以毛澤東為首領導的政府雖急於求成、但畢竟主觀願望是積極良好的國家建設，確實在用詞上過於隨意，在思想或曰理論上欠缺高度和水平。而這如果只發生在大半個武夫的彭身上，也許這次廬山會議的歷史會重寫，當然歷史沒有也許。然而當黨內公認的理論家張聞天，發出了支持彭的和音後，對毛來說，就演變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而對他的聯手挑戰。此時此刻，在毛看來，一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一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有這兩點，就足以定性了。正如李鋭在《廬山會議紀實》中所言：“促使毛澤東作23 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的這個長篇尖鋭的發言，可能是最後一付催化劑”。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撩怒老虎的最後一根稻草。

毛的“反擊”，用的是“三張牌”：
第一張是批判牌，是針對彭信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因賀龍揭發彭德懷說的“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而說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2”；二是暗指彭德懷等人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 公里。

第二張是自責牌，是針對“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大躍進”給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的重創，毛本人的自責：“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但仍強調“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

第三張是感情牌，是針對上述第一張牌彭德懷等人的指責和第二張牌的自責而說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且同樣的詞意，講話中重複了四次。其中最動感情、說得最重的兩次都是在講話行將結束時，即“始作湧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3，以及“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絶子滅孫”4。應說毛說這種話，確是動了真情的，從現在各種書刊記載當時毛眼中噙淚、夾煙的手指簌簌發抖的情形而言，也能證實這一點。尤其毛精心培養的毛岸英，正是不幸犧牲在毛託付的彭德懷麾下。

當時解放軍入朝不久，敵方即偵悉了志願軍總部駐地，並獲知毛岸英就在彭德懷手下當參謀。於是，他們擬定了一個“綁架毛岸英、消滅彭德懷”的計劃，這一計劃被蘇方得知後便通報了中方。毛澤東閲罷吩咐“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要他轉移司令部，敵情變化無常，要防患於未然。”電報發出後，毛澤東對此事還有些放心不下，第二天下午又親自擬寫了一封電報，囑咐用“AAAA”加急形式發了出去，要彭儘快轉移。但由於志願軍總部剛剛部署了新戰役行動，大戰在即，軍務繁忙而緊迫，彭總儘管接連收到聶榮臻和毛澤東拍來的兩封電報，但未來得及轉移，不幸的事就發生了。至於毛岸英犧牲的詳情，雖然後來毛澤東也有所查證，但舐犢之情、喪子之痛是無論如何也排解不了且會與日俱增的。

當毛澤東在行將結束、說完“我無後乎”、“絶子滅孫”等這些話時，想必彭德懷心裡自會有一番感慨包括愧疚。而對與會者來說，就是換一個普通人，如果所做之事和絶子滅孫聯結起來，想必也足以被打動，何況還是他們非常敬仰和愛戴的毛澤東？！所以當毛澤東說完這些、隨即一聲“散會”後的戛然而止，令與會者內心沉重的不僅僅只是政治上的茫然和惶恐，多少總會有一些情感上的難過和痛楚，而這無疑會影響及導致其心理和思想上發生或強或弱的某種傾斜。

如果換個角度，彭德懷的信也好、張聞天等人的發言也好，都絶不會也不可能把因為毛的好大喜功、急於求成乃至“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而造成國民經濟的困境同“始作湧者，其無後乎、絶子滅孫”等這樣毫無人性的決絶之意聯結起來。普通人尚不會卑劣至此，何況這些有著崇高理想情操之士。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自己偏偏要這樣說且再三再四加以強調呢？很簡單，設想如果一個人發誓到如果怎樣怎樣，就讓我斷子絶孫的程度，那麼至少說明這件事一定不是自私自利的。毛反而言之，一切便盡在其中了。這就是毛講話中說的：“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以及“大家也是這麼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毫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動力，多付了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所以，毛澤東第三張牌表面看是感情牌，實際包含著第一張和第二張牌的全部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