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五

作 者： 王 哲

如果說毛7月23日的講話，還只是針對彭信的內容和張聞天等人的發言，進行針對性的說明和反駁。那麼7月26日這個批語無疑則已上升到了思想和路線的高度，即已經到了必須要在觀點和立場上加以劃分進而批判的地步。其中最嚴厲、最明確的便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句話。這句話和毛同時發出的“對事也要對人”的指示是相對應的。對事是指彭、張等人“右傾情緒、右傾思想””的信和發言；對人是指站在這一立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組織的“右傾活動”，暗指7月23日毛講話後，晚上彭、張、黃、周、李等人的碰頭以及隨之而出的“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等傳言；“猖狂進攻”則是指彭、張等人包括李雲仲在內的上上下下對“人民公社”、“總路線”等方針政策的否定。

正如李鋭在其《廬山會議紀實》中所言：“7月26日是廬山會議的一個關鍵日：反黨定性，批鬥升級；犯錯誤的同志不單是思想認識問題，而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問題。”3

如果說7月23日毛的講話是廬山會議由正向反的轉折點，那麼7月26日毛印發與會者《對於一封信的評論》的批示及下達的“對事也要對人”的指示，是廬山會議開始走向錯誤的第一級台階。

7月26日發生的另一件注定是要記入廬山會議歷史的是這天上午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的談話。這次談話是毛澤東向林彪的政治交底，所謂政治交底不僅是思想上的、最重要是組織上的交底，即彭德懷的職位接替問題。至此，從1954年林彪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排名在陳雲之後，彭德懷之前，到1955年4月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進入政治局，再到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成為中共核心層第六號人物，排名在鄧小平之前。隨著毛以林代彭的佈局逐漸公開化（這期間，也很是敏鋭的彭德懷曾幾次提出辭職國防部長），現在終於“瓜熟蒂落”了。
毛一開始就明確對林彪說：對彭德懷的問題要溯本求源，要從他參加革命的歷史說起，井岡山的時候你們就在一起了，這方面你是有發言權的，你要好好整理一下、好好做個發言。

接著，毛又重複了一遍這幾天他每次接見新來廬山的高級軍政官員都要說的這句話：“我就不相信人民解放軍會跟著他彭德懷造反，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上山打游擊。”說這話時，他總是猛吸幾口煙，像是已然下定了決心，隨時準備上山打游擊去。這時，在場的人幾乎一致地幫毛澤東否定他的那種想法，也順便表示自己的忠誠。毛知道他們會這樣回答。他從每個人臉上、眼神裡，都看見了怯懦、順從和自私。他的這種權威是在他的領導下，憑藉著一點一滴的勝利、直至共和國的成立孕育積累出來的。對於這些個官員們來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了他們，他們需要他的保護、提攜和重用。有些人甚至還會想，每個同伴倒下去都會給自己空出位置來，特別是高於自己現在的位置。

林彪基本保持著軍人的坐姿，沉默了一會，說道：自養病以來，我很少和同志們來往，黨內、軍內、社會上的事情，關注知道的不多，雖然主席幾次寫信讓我多一些朝氣，多瞭解、多接觸，我自知還是很不夠，在這裡我也向您做個檢討。

此時的林彪，心裡非常清楚，幾年的潛心讀書、韜光養晦、修心養性，特別是對中國歷史方面的研究，他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和所處的位置都是極其敏感、微妙、複雜、甚至是尷尬的。從時代來說，說是進入了社會主義一個嶄新的階段，但是無論從執政的共產黨官員方面還是被管理的一般民眾來說，無論是讀過書的還是沒受過教育的，當時絶大多數中國國民的思想意識實際仍處於半封建狀態，那些傳統的道德、思想、教育理念等，仍根深蒂固於大眾之中，影響並決定著他（她）們言行，再加上中國幾千年歷史傳承下來的一些國民性，對上級、領導、國家機構的極其敬畏、順從的心理，使得已做穩了江山的共產黨以及領導人很容易的控制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隨著解放後進行的“三反、五反”、“反右傾”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人們的思想更加狹閉，心理更加恐懼，言行更加謹慎。對於像林彪這類的高官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毛澤東從西柏坡走向北京時說到：我們這是進京趕考啊，我們決不做李自成！從這句話的潛義中我們已不難看出，毛澤東的封建帝王意識。再從後來政府對此著意的渲染，我們又不難看出民眾們對主席流露出的近於頂禮膜拜。正是這些潛伏於思想意識深處的東西，一經有了破土而出的機會，有了茁壯成長的環境，就會一發而不可收。

所謂“草民”之說，形容得非常貼切。“草”是最常見、最普通的植物，也是最容易生長、最會生長的植物，還是看似最沒有自我、最沒有自護能力的植物。就是這種你平常根本不在話下的東西，一旦燃燒起來，其燎原之勢，鋭不可擋，於是最柔弱的，似乎瞬間就成了最可怕的。可怕就可怕在於它們最容易被忽略、最容易被左右、最容易迷失自己、最容易葬送自己。“文革”中，破壞力最強、最沒有理性、最喪失人性的，不正是這些所謂的“草民”嗎？！對於帝王來說，官員和百姓的區別就在於：一類是“牆頭草”，一類是“地上草”。而對於“將將”者來說，主要就是如何梳理這些“牆頭草”。

林彪知道對於毛澤東來說，自己也是一根“牆頭草”，只是相對於其他的“牆頭草”茁壯些而已。但“槍打出頭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對於一向思維縝密、行事謹慎、“未思進、先思退”的林彪來說，現在實在算不出自己在今後這“八面來風”裡的結局。都說“伴君如伴虎”，真是出頭難，不出頭也難啊。於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就成了他唯一的選擇，那就是跟定毛澤東這股“東風”。

他已經意識到，無論如何是自己必須出場的時候了，只是此時的他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那種激情，那種真正為勞苦大眾謀幸福、建立新中國、富國強民的使命感和正義感，現在的他更多的是出於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信任和敬重。他們之間因為瞭解而相知，因為相知而默契，因為默契而一致。
如前所言，毛澤東一直把林彪視為心腹愛將，甚至視為子侄後輩，就像當年在會理會議時對林彪說的：“你還是個娃娃，你懂什麼？”尤其兩個人的時候，毛澤東更是直言不諱。當毛聽到林彪說到檢討，當即打斷他說：你不要總是檢討檢討，你應該知道我的本意，我那樣說，是因為現在黨內黨外，該縮手的不縮，該出手的不出，你一團、我一夥，都在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有幾個讓我能真正放心的，就說這個彭德懷，為了他，我給你發了長期飯票，可他是怎麼對待我的！毛澤東的語調中滿是憤懣和傷感。

林彪聽著主席的這肺腑之言，這只有對著真正的自己人才能一吐為快的心裡話，不由得心頭一陣發熱。看著主席憂慼的神色，已然花白又有些零亂的頭髮，不禁想起25年前秋，在瑞金的那一幕。那時由於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擠，主席被解除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失去了對中央紅軍的指揮權，只擔任徒有虛名毫無權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這一時期，也是主席一生政治生涯中，最灰暗的時期。長征前夕，當林彪和聶榮臻走進主席的住所看望主席時，當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時候，他沒有看到落魄不得志的頽唐和受屈的憤怨。他看到的是主席眼裡那噴射出的感動和更多的希冀，看到了憂慮，看到了焦急，還看到了沉思，為整個紅軍，為整個黨。主席眼裡有很多話，但當時主席一句也沒有說他眼裡的話。這些話，是他眼裡思考的目光，不考慮透徹，時機不成熟，他不會說出來，這就是毛澤東。

林彪這樣想著，對主席說：主席，我個人沒有什麼，當年我們提著腦袋幹革命，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我剛才還在想，當年我們紅軍長征前夕在瑞金，那個時候，是我們革命的最低潮。我們不是也一步一步走過來了嘛，現在雖然生產、生活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難道比那時候還難嗎？彭德懷，再怎麼說，也只是一介武夫，您應該最瞭解他，性格倔強，脾氣暴躁，再加上抗美援朝後有些居功自傲，所以這次出頭，也沒什麼奇怪的，不值得您這麼動氣。

毛澤東聽了嘿嘿一笑，咕咚喝下一大口茶說：就是嘛！飛機大砲都領教了，還在乎點電閃雷鳴。他彭德懷當不了李德，洛甫（張聞天）也作不了博古。你說得對，我們兩萬五千里長征都一步步走過來了。多開幾天會，又算什麼呢。何況又是好吃好喝好住，好山好水好玩。我們就借這個六個‘好’，來一個六六順，開出一個好結果。

林彪太瞭解毛澤東了，他從毛澤東那“嘿嘿笑聲”中，知道毛澤東已經下了決心，而且成竹在胸。另外他也從這“嘿嘿笑聲”中，聞到了一絲血腥味。像一頭老虎終於把奔逃的獵物撲咬住，直至它停止反抗、掙扎後，老虎終於可以一邊用爪子摁著它，一邊抬起頭來，舔舔沾滿血跡的嘴，炫耀般的巡視一下周圍。於是林彪的內心，也隨著這“嘿嘿笑聲”，一陣陣發涼。他甚至有些後悔，不應該提什麼瑞金，毛澤東居然把那個時期他手下三個最得力的戰將之一彭德懷（註：早期是伍中豪，伍犧牲後彭代之，另兩個：林彪、黃公略），比作當時的李德。當時彭德懷可是最反感李德的。這就算是給彭德懷、洛甫他們定了性吧。林彪忽然覺得，毛澤東咕咚喝下得那一大口茶，彷彿是彭德懷、洛甫他們。‘泡’到溫度適宜，一口乾下。
論在政治鬥爭中‘泡’的功夫，毛澤東那可是絶頂高手，無出其右。如果說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的下台，還主要不是毛澤東的作用。但王明、張國燾，以及博古、李德等人的下台，包括解放後的高崗、饒漱石、反“右派”等，則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功夫。特別是王明，挾“共產國際”之威，一度把毛澤東逼在延安的窯洞里長吁短嘆、頓足捶胸。但是，曾幾何時，便都在毛澤東的“泡功”中，作了鳥獸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