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四

作 者： 王 哲

作為政治巨人，毛澤東在政治場合向來鮮露其真情實感。李志綏在其《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記述毛參加陳毅追悼會時說：“我聽到旁邊有人說：‘毛主席哭了’，大家唏噓起來，整個休息室充滿了抽泣聲。但是我沒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淚，儘管毛又嚎了幾聲。我常想，毛是極善於表演的，如果他是演員，他可以成為名演員。他能夠在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響對方情緒的表情變化。5”而適時適當的“示弱”，是一種智慧，是人們向目標推進過程中，進與退、取與舍、高與下、強與弱不可避免地交互選擇與堅守。

另外，毛講話中自責時有這麼一段：“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柯慶施）？鋼鐵指標柯老講600萬噸，我六月講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6”。其中點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毛自己說的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發公報、薄一波建議是“闖下大禍”的三個因素。

北戴河會議，即是1958年8月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是發動、領導“大躍進”運動一次最重要的會議。它全面制定了“大躍進”運動的各項主要計劃，把“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發展到了頂峰。會後以全民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主要標誌的“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瞎指揮、浮誇風，給國家和群眾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薄一波1958年曾有三次建議：
第一次是1958年6月17日向政治局的報告。報告就1958年國民經濟形勢和1959年的經濟發展作了彙報，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毛澤東批發這個報告時，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向政治局的報告）”7。

第二次1958年6月1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彭真、薄一波等人談話。按薄自己的說法：“談話時，毛主席曾對我說：現在農業已經有了辦法了，叫做‘以糧為綱，全面發展’，你工業怎麼辦？我沒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說：工業就‘以鋼為綱，帶動一切’吧！毛主席說：對，就按這麼辦。8”

第三次是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按薄自己的說法：“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寫上1958年力爭生產1070萬噸鋼，是我的主意。”“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裡，看到大家都說能夠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議，把1070寫到公報上。毛主席表示贊成，我馬上拿起電話，通知起草公報的胡喬木同志。9”

毛講話中提及的薄一波建議，應指後兩次。但第一次薄的報告，致使中央原來提出的爭取十五年內在主要工業品方面超過英國的目標大大提前了，由十五年一下子縮短為兩年。這個由黨內經濟專家提出的建議，是促成中央決定在1958年餘下的幾個月實行鋼鐵等工業品產量翻番的重要原因。它使得毛澤東和中央認為中國1958年的鋼產量可以並應該由1957年的535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這樣才可能在1959年時再翻一番，從而實現薄一波提出的兩年超過英國的目標。這樣一種思路導致了中央決定全民大煉鋼鐵。10由此可見，毛澤東固然有其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的一面，但身邊的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逢君之惡、推波助瀾，也是導致局面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而雖時過境遷，至今其弊依然。

毛澤東23日上午講話後，當晚即發生了所謂“二十三夜事件”，即也在毛澤東上午講話暗批之列的周小舟（湖南省第一書記，會後被打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李鋭（水利部副部長）、周惠（湖南書記處書記），晚上因情緒激動，跑到黃克誠處一吐為快，而黃克誠和彭德懷又住在一棟平房的兩頭。在黃那裡碰上了彭德懷，從黃那裡出來，周小舟又碰上了當時的公安部長、有毛澤東大警衛員之稱的羅瑞卿。這兩碰儼然成了“碰瓷”，最終成了落難後無從解釋和辯白的罪證之一（因為都是湖南人，故被打為“湖南集團”、“軍事俱樂部”）。

從毛講話後的7月23日下午開始，6 個小組開會討論毛澤東上午的講話。直至7 月26 日之前，發言的人態度都還是比較冷靜的，語氣也比較緩和，會議的氣氛還是比較正常的。對彭德懷信的批評也基本沒有脫離信的本身。不過說法輕重不同而已，只有少數人調子比較高。許多人的發言還著重做了自我批評。11

其中李鋭《廬山會議紀實》中，周恩來和彭德懷的一段對話頗具代表性：
周：9000 萬人上山，1070 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 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同洩氣區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比較冷得早，10 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那個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裡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有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 天的儲備。6 個月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80萬人。按“一五”經驗上元貨幣比9.6 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 年，1：8.8 就緊張了。
彭：這些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洩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吸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樣兩方面都說了的。

從這個對話，可以看出周、彭二人還是相當真摯坦率的，儘管彭的“老奸巨猾”用語比較直接和刻薄，但似乎周並未放在心上。或許當年抗美援朝時，因為後勤、運輸等各種問題，彭罵得比這更難聽，周已有所習慣，當然更多是為人寬厚的周對這位耿直質樸的老戰友瞭解和理解。週一句“今年你替了我了”，還流露些許對彭的感激之情，否則如果沒有彭德懷這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面對焦頭爛額的指標數據等，周難免左支右絀，保守冒進難以兩全。

另外，如果李鋭這個記錄屬實的話，從上述周、彭二人對話中，對彭德懷的信可以增加一點新的認識，即彭說的：“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也就是說，彭寫信主要不是對事，而是對人。

接著蹊蹺的是，7月26日這天，毛澤東下達了新的指示：對事也要對人12。
7月26日這一天，還有兩件事注定是要記入廬山會議歷史的：
一件是已經公開的時任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的李雲仲，在瞭解和目睹了“大躍進”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後，於1959年6月9日直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餘言的信，對“大躍進”中“左”的傾向提出了批評意見，毛對此於7月26日寫了近三千字、題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的批語並印發了與會者。批語指出：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而針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則估計得過小了一些。他們對於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不很足。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動搖。黨內遇到大問題有爭論，表現不同的觀點，有些人暫時搖擺，站在中間，有些人站到右邊去，是正常的現象，無須大驚小怪。歸根結底，錯誤觀點，乃至錯誤路線一定會被克服，大多數人，包括暫時搖擺、甚至犯路線錯誤的人，一定會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的。時然而言，現在時講這一點的時候了。不講於團結不利，於黨於個人都不利。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1

同時，毛在批語中雖然說李雲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認為他幾乎否定了一切，但對他敢於直言的精神還是表示了讚賞，尤其對信中道出計劃工作中的種種問題，很覺中肯。說“他不穩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採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評，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2”毛的批語，明確肯定了李的精神，否定了其觀點（廬山會議後，李雲仲為此受到錯誤處理。1962年，毛澤東親自寫信告之黑龍江省委為其平反。1993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