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

作 者： 王 哲

第七次是1946年1月，國共在關內實現停戰以後，毛和中央估計東北地區在經過談判以後，也有實現停戰的可能。為了爭取在談判中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毛要求林指揮的東北聯軍，在爭奪四平的戰役中，要“化四平為馬德里、不惜重大傷亡，死守四平”。毛的這些決策，等於又暫時改變了“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正確方針，從“兩廂”又回到了“大路”，在各方面未占優勢，甚至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在“大路”上與蔣硬拚。“四平之役”血戰一個月，雙方損失均很慘重，林彪最終主動撤離了四平。毛澤東沒有因為林彪沒有“死守住四平”而責怪他，相反致電林彪：“四平我軍堅守一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英勇頑強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這一歷史意義是什麼呢？那就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必須要避實擊虛，攥緊拳頭，集中力量，以消滅敵有生力量為主，而不能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能妄求虛名浮利。此次，毛為政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林為軍事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將不從而君有賞，林是“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而毛則比“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更進一步加以褒獎。正可謂：上下同心，其利斷金。此後，林率軍捲土重來，包舉宇內，正從此始。

第八次是1948年毛澤東決策發動遼瀋戰役，在應該先從哪裡打起？毛、林出現了分歧。當此之時東北戰場的決戰，主要是消滅龜縮在長春、瀋陽、錦州3個孤立據點中的蔣軍。毛的想法是：拿下錦州，關死東北向關內的大門，形成關門打狗之勢。而林則深恐打錦州時，陷入瀋陽、葫蘆島兩大援敵的夾擊中。因此攻錦的決心動而又搖，其謹慎用兵、切忌冒險的作戰思想此次表露無遺。最後在毛一而再、再而三的強令下，才出兵而勝。當林彪捉到錦州城守軍司令范漢傑，問其對攻打錦州有何感想時，范說：錦州好比一根扁擔，一頭挑著東北，一頭挑著華北，現在扁擔斷了，這一招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來的5。林聽罷，默然，想必內心自有一番波瀾。無疑這又是一次偉大的戰略家和傑出的戰術家的珠聯璧合之作。而這大概既是毛、林分歧中最厲害、最重要的一次，也是中國革命軍事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十五年後，毛在悼念羅榮桓的詩文中，還寫下了“戰錦方為大問題”這樣的詩句。

第九次是中央決策抗美援朝時，林彪反對出兵。但是這次與毛異議，就絶不是林彪一個人了，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都比較明確表示反對。現在說林擔心與美軍作戰失利，毀其英名而拒絶領兵赴朝，是沒有根據的。相信深知林用兵特點、朝鮮地形和美軍優勢的毛澤東，不會在我軍武器裝備等非常惡劣、且更多將進行慘烈的陣地戰的情況下，貿然讓林彪這樣擅長運動戰、游擊戰的將領，去對付美軍。所以，毛第一人選是敢於冒險、也善於冒險的粟裕，這才是“擅將將”者之道。

毛、林上述九次的意見分歧，平心而論沒有一次是因為林個人的私念。即便當年高崗南方之行與林彪談話時，按陳雲的說法林對高表示了支持，經毛澤東通過陳雲打招呼後，林也是隨即遵照毛的指示行事的1。何況陳雲本人在高崗事件中的角色至今面目不清、圍繞其說法也有不同的記述2。
毫無疑問，如果說毛在收到彭德懷來信後，臨時讓一些人上廬山，是搬救兵的話3，那林彪必定是毛的。而與林彪同時上山的黃克誠，也難出意料的當了彭德懷的“救兵”。

黃克誠17日到的廬山，據《黃克誠自述》書中記載：“18日到19日參加小組討論會，19日發言，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了彭德懷的意見。當時組裡除羅瑞卿、譚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對我表示有同感。譚、羅發言批評我，我又反駁他們，爭論了一通。這篇發言本應有詳細記錄在簡報上印發，但因我鄉音太重、說得太快，記錄同志記不下來，整理時感到為難，就要求我自己整一個書面發言給他們。但形勢變化很快，幾天就形成了鬥爭局面，我已無時間和精力來整理這個材料。所以簡報中就只有一個簡單的發言記錄。致使有些同志後來感到詫異，怎麼廬山會議被鬥爭的主要角色之一，連個較全面的發言都沒有呢？”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發言記錄”，就成了“被鬥爭的主要角色之一”？當時在小組會上討論彭德懷這封信時，趙爾陸（一機部部長）、陶魯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賈拓夫（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等人的發言，都積極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其肯定程度都不亞於黃克誠的。雖然後來也都引起非難，受到批評，但卻都沒有被划進“軍事俱樂部”、打入反黨集團4。說來這就緣起於毛常說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涉及到了由於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原因、自然而然形成的大小山頭和派系。而黃克誠自1930年4月加入彭德懷任軍長的紅五軍（紅三軍團的前身。如果以紅軍時期劃分山頭，林彪是“雙一”，即一方面軍裡的一軍團；彭德懷是一方面軍裡的三軍團；賀龍是二方面軍；徐向前、李先念是四方面軍），加之其剛直不阿的天性，注定了一生與彭德懷的淵源乃至宿運。

黃克誠的品格，用後來其悼詞中的一句話——“具有共產黨人的優秀品德，在堅持黨的優良傳統方面堪稱共產黨人的楷模”。沒有什麼是比這更高的評價了，後來者可與之比肩的恐惟有胡公耀邦了。在共和國的開國將領中（黃克誠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他是因講真話被罷官次數最多的一位，其中影響最大的，在這次廬山會議前，和林彪一樣也有九次，只不過因職級不是直接對毛。

第一次是1927年12月反對“暴動”。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黃克誠回到湖南省永興縣，開始秘密組織農民武裝起義。蔣介石的大屠殺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裡窩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別支部大會上，黃克誠傳達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動口號，與會人員一聽要求立即行動。黃克誠說：“暴動的事，我贊成，但時機還不成熟，缺乏群眾基礎，等組建起工農武裝隊伍後暴動也不遲。”他的同窗好友馬上指責他：“膽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其他人也紛紛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這是黃克誠第一次作為右傾機會主義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是1928年1月反對“燒房子”。湘南暴動後，湘南特委提出所謂“焦土戰略”，命令各縣大燒大殺，以此阻止敵人的進攻，老百姓為此不得安生。黃克誠在討論湘南特委的指示時，堅決反對這種錯誤政策：“燒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贊成。”縣委書記嚴厲地對他說：“就由你負責燒縣城，看你燒不燒，否則我就給你處分。”黃克誠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指揮部隊只燒了衙門、祠堂和個別商店，而把縣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來。之後他被撤銷了縣委委員職務。

第三次是1930年7月反對“攻打武漢”。當時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把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看成是決定中國革命勝負的關鍵，提出了“攻打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1930年7月中旬，紅三軍團、湖南省委、湘鄂贛特委在平江縣舉行聯席會議，作為支隊政委的黃克誠提出：“現在提出奪取武漢的主張是不現實的，因為目前根本不具備奪取武漢的條件。”他的發言立即受到與會者的嚴厲批評。軍團政委賀昌試圖說服他承認錯誤，他拒不認錯，大聲表示：“現在不服，將來也不服，準備再和你爭論20年。”據此，紅三軍團撤銷了準備任命他為縱隊政委的決定。彭德懷對他說：“提了沒用不如不說，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說：“這做不到，明知不對，讓我不說，殺了也不幹！”

第四次是1931年夏反對“肅反”。當時黃克誠擔任紅三師政委，被從反“圍剿”前線召回，肅反委員會交給他一份“AB團”分子名單，要他照單抓人。他據理力爭，願用腦袋擔保這些人沒有問題，結果遭到嚴厲訓斥。他便讓點名要抓的人暫時上山躲起來，此事被肅反委員會發現，躲藏的人不久被殺害了。

黃克誠質問肅反委員會的人：“為何濫殺無辜？”結果肅反委員會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壞肅反”的罪名，欲將他處決。軍團長彭德懷聞訊後，火速從前線趕回，黃克誠才倖免一死，但被撤銷了師政委職務，到軍團司令部當了一名秘書。

第五次是1932年10月反對“打贛州”。黃克誠任紅三軍團第一師政委不久，臨時中央再次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指令紅軍攻打贛州。他和彭德懷吵了起來：“你這是半個立三路線（冒險主義）！”結果打贛州失利，黃克誠為減少損失，帶領部隊主動撤出戰鬥。贛州戰役後，紅三軍團政治部專門為黃克誠開了一個廣昌會議，集中批判他的錯誤。他據理力爭，拒不檢討，還批評上級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又一次被撤銷師政委職務，到紅三軍團教導營擔任政委。彭德懷找他談話說：“再提意見，你就要被攆出紅軍了。”他說：“我又不是啞巴，怎麼能有話不說！”

第六次是1935年1月反對“硬拚”。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挫敗後被迫長征，攻佔遵義後，黃克誠向上級建議：“老根據地已經喪失，主力紅軍又受到重大打擊，剩下的部隊已經不多了。當前應保存實力，儘量避免與敵人硬拚，為中國革命保存一點火種和骨幹。”結果，他被懷疑對革命悲觀失望，缺乏信心，被點名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他再一次被撤銷師政委職務，到師司令部擔任偵察科長。而黃克誠，從投身北伐那天起，便是一位帶眼鏡的軍人。由於雙眼高度近視。只要攻克一座城鎮，黃克誠就要到眼鏡店配上兩副眼鏡。眼鏡對黃克誠來說，既是隨身寶物，然會釀致災禍。在第二次反“圍剿”一次戰鬥中，陽光下他的那副眼鏡片一閃一閃，敵人由鏡片的反光發現了指揮所。就在敵人槍響的一剎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師長用力向後一拽黃克誠，兩人一塊兒滾向旁邊的一處掩體，彭遨拍去身上的塵土對黃克誠說道：老黃呀！老黃！人家那幾梭子子彈可是衝著你這副眼鏡來的呀！彭德懷曾“嚴厲警告”他：老黃！下次作戰，你不許也跟著掄大刀。戴著那麼大一對眼鏡片子，一看就是個官，容易遭槍子兒。陳毅對新四軍三師的幹部們說過：別看你們的黃師長戴著近視眼鏡，可他的眼睛可看得遠，是‘千里眼’！這就是視近而慮遠，眼弱而志剛的黃克誠。擔任偵察科長後一次抵近偵察，他因誤闖敵陣而險些喪命。不久被免去偵察科長一職，去當了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