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五
作者：王哲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中苏关系由“蜜月期”到“拔刀相向”，经历了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心理变化、到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变化（当然也有受最高领导人影响之故）、又到舆论的变化、再到民众心理和态度的变化、最后是一系列行动的变化。即由热变暖、由暖变凉、由凉变寒、由寒变冰这么一个渐退过程。
毛泽东心理的变化，起源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前苏共20大会议。因为这是斯大林逝世后前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都派了代表出席，中国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等人组成的代表团。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前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大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等等，进行了集中地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而且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各国的共产党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事后才得到的通报。
6月4日，美国的《纽约时报》率先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此而引起极大的混乱，处于十分尴尬和困难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注：“波匈事件”是分别于1956年6月和10月起，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民众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独裁、要求摆脱苏联影响、希望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后来，波兰以领导机构的民主改组而平和告终；匈牙利则被苏联强硬直接出兵扶持起政府并控制了社会）。在一些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少共产党员纷纷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借此发泄了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共产党是没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一下子丧失了七千党员。”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3月，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报送中央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该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完全出乎毛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天上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非常不满，甚至气愤，以至郁结于心，终生耿耿于怀。并一直在极力铲除“秘密报告”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1956年1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正处于隆冬时节，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了6年的康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一次例会上露面了。
在1954年清洗“高饶”之后，还在休养中的他，排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位列第六，但是1956年4月底，他已被排在彭真之后位列第十了。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序列，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寻求一个新的并富有影响力的职务在当时已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建国后6年的时间里，政权动态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政府的方针政策已经转向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务任务。安全和间谍问题，已不再是党的会议的主要议题，这方面的责任已由一度是康生下属的彭真全面负责。切断了掌管权力自然基础的康生，复出之初，被任命为推广“普通话委员会”之职。甚至这样一个相对很不重要的领域，康生也在陈毅手下担任副职。
但是外国事务给康生提供了机会。1956年3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前往东德，出席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足可显示在中国，他被视为在国际共运事务方面的背景和权威。在东德他也发现了正席卷东欧、对斯大林攻击的政治影响，同样饱受斯大林主义之苦的东德共产党，渴望紧跟赫鲁晓夫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法律而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崇拜和神话。这种新动向，给康生这样只有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生存发展的人，带来近似毁灭性的灾难。所谓斯大林主义体系，就是一种宣扬个人崇拜，进而以某个人的影响，通过国家机器严密控制社会的模式。
当此之时，虽然毛泽东、康生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极为不满，但是斯大林的那些所作所为的事实却是无法推翻的，毫无疑问，斯大林的那些做法，也给了各国共产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们，以极大的震撼和警示。这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从党章中删除了所有“毛泽东思想”的字眼，以及康生在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遭受了他平生最为羞辱的一幕，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座次上急降到第22位。对于一个已经做了22年政治局委员、权欲熏心的人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难怪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说：他距离被遗忘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但是康生就是康生，深深了解毛的性格和内心的他知道，毛泽东一定会让“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重新回到党章里的。因为他知道，这次大会去掉的是这五个字，也许下次就会去掉三个字（即毛泽东），而更重要的不只是他这样认为，更包括毛本人，于是康生比以往更重视同毛交往的每一个机会。
1956年政治局创办了一个“政治研究室”，名义上是在陈伯达的领导下，毛泽东经常在那里与一些领导人座谈。康生说服中央办公厅，其旁边给其留了一个房间。就这样到了年底，康生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1956年11月中旬，康生得到了一个任命，他受政治局的委托，负责组织撰写一篇关键性文章的起草工作。这篇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的文章，刊登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这篇文章，避免直接批评赫鲁晓夫，但是它那主张斯大林功大于过的挑战性断言，毫无疑问表示了中国领导人与苏联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