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八
作者：王哲
从上述采访中，虽不难看出曹轶欧对康生人之常情的辩护之意，但将彭德怀指责为王莽、并一连为江青提了几个笔杆子来看，还是接近真实的，尽管有避重就轻之嫌。但康生将彭德怀视为篡位的王莽，或许比他人将彭看做直臣的海瑞，对毛来说，更欲除之而后安。
至于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大字报，迄今官方认定是康生和其老婆曹轶欧一手策划的。对此，王恳（老红卫兵）在采访蒯大富（文革中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时，蒯大富说：“不是，是江青授意的。关于这件事，聂元梓有详细交代，且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写着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央文革的人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她又是如何执行的。这本日记，可能在一个人手上，将来说不定会披露出来。聂元梓告诉过蒯大富有这么一本日记，但没说日记在哪里。”
另外，在上述师东兵专访康生遗孀曹轶欧的《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文中记载：
曹轶欧说：“你想可能吗？康生和我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严格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
上述蒯、曹二人的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作为“文革顾问”的康生，在文革中作恶累累，是无论如何也洗脱不掉的。文革后，胡耀邦曾指示根据收集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副国级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但让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先后担任过毛的俄文翻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职务）不解的是“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件件、事事都能得逞。”其实有何不解、有何难解？详情后述。
康生做的第四件事，就是在1975年7月，已是癌症晚期的他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揭发江青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抓捕后，有变节行为。张春桥三十年代在济南，曾住在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济南警察局长赵君弼的家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并加入过由吴成志等人成立的假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康生还告诉她们，关于江青的这些情况，可以向名叫王观澜的老共产党员那里寻找证据，另外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关于张春桥，可以向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那里了解详情。
关于康生做这件事的背景和细节，日后还会有所详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生此举，是又一次政治投机和赌博。只是这一次，康生一不是为了投机毛泽东，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你康生早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为什么非要等到临死之前才说出来？对于生性多疑、晚年更甚的毛泽东来说，此举亦有危险，另外依毛的身体状况，他在毛那里的“投保”，也快到期了；二也并非是讨好他曾经迫害打压过的那些老干部，因为这种把戏太小儿科了，那些老家伙非但不会领情，还会像看戏一样，看热闹、看笑话。康生苦心炮制的此举，其实是为了迎合毛的接班人。因为只有毛的接班人，才能续延他的“政治保险”。
当时的政治态势已然清晰可见：一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拥毛“文革派”或曰“激进派”；一是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为代表的拥毛“中间派”或曰稳健派；一是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为代表的拥毛“保守派”或曰“实力派”。都是上打着拥毛的旗号，下干着自己的“买卖”。在中国搞政治，是靠人脉、资历和实力的。在这方面，“激进派”和“中间派”合在一起，也不敌“保守派”。所以，毛最后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对毛来说，要使自己的思想、政策、路线等在自己百年之后，仍能继续贯彻执行下去，是非取“中间派”不可的。但是，“中间派”的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保守派”的辅佐、或与之发生矛盾，注定也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才有了后来毛良苦用心地对邓的一忍再忍以及窥到了毛内心的邓的寸步不让。
应该说康生此举是成功的，包括他的秘书李鑫，后来也因在拿下“四人帮”中立下大功而为华国锋、汪东兴所重用。对康生的批判是在“中间派”被“保守派”取代之后，当然这是连毛泽东都未能预料的。非人力之所为，抑或天意而为之，而天意，其实就是人间正道，虽沧桑而迟，必勃发而来。
关于康生是江青和毛泽东的媒人之说，据樊立勤（文革时为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1966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并将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因发起16所高校（包括中央党校）“炮打康生”的运动，被打成“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黑后台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1968年3月被聂元梓一派绑架，受到严刑逼供而致残，被定为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的首犯）在其《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记载：“康生在清华的侄子说：‘说康生别的什么，我也不替他辩护，但是江青与主席结婚康生是反对的，可是在开会的时候，贺龙突然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拍，说：‘这么大个主席，个把女人算什么！’大家都愣住了谁也不说话了。会议到此结束。”康生侄子此论，未可证实，但之前官方的媒人之喧说，现在似乎沉寂了许多。
还有就是官方一直声讨的、康生利用职权盗窃文物古董之事。王力（文革中央小组成员）反思录中这样提到：“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我王力本人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 因为康生临终前，把他收藏的琴棋书画、古玩文物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换个角度，这些被康生“盗窃”的文物古董，安然放在他那里，也比最终被红卫兵“破四旧”烧砸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