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六
作者：王哲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的怀疑，与康生几乎对任何苏联事物的敌意互为补充。如果说1956年苏共的20大的“秘密报告”，致使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心里发生了不可愈合的裂痕，1957年双方还是维系住了表面的团结。其间，苏共发生了两个事件：
一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大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赫鲁晓夫周围则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苏共二十大路线。
1957年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多数与会人员对赫鲁晓夫大加指责，并以7:4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面对这一预先策划的突发事件，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另一方面要求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调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接到命令后，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很快就完成了空运中央委员的任务。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一到莫斯科就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在这次行动中，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也正是他“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的话，令赫鲁晓夫毛骨悚然，并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6月22日，苏共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在持续8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次会议上，有60人发言，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为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支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中央全会结束后，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情况。7月3日，苏联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并派米高扬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并与他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在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为此，苏联同意立即开始已拖延很久的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的双边会谈，并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另一件是在莫洛托夫等人被撤职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划。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然后在主席团、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个别串联，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苏共中央于10月17日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企图以军压党。正在国外访问的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10月26日，朱可夫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后，会议议程就直接转为批判他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还未来得及申辩，会议立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新任国防部长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替。在28-29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又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为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首先是中国的支持。10月26日，主席团会议一结束，中国使馆便接到米高扬的情况通报。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并于29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对苏共中央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所有的支持中，最真心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件事以及之前发生的“波匈事件”，给了毛巨大的警示。也正是从此时此事起，毛泽东开始格外关注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引导乃至控制，以及对军队领导权和领导人的选任、配置和使用等问题。并对后来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走向，在毛内心深处，起到了极其微妙而又重要的作用。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3年的“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有其阴影在毛心里作祟。
在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赫鲁晓夫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宽广的胸怀、敏锐的政治眼光、过人的胆识，两次支持赫鲁晓夫，使其顺利地渡过国内政治危机。随后11月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并签署了共同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在此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由此算是给双方曾经的“蜜月期”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1958年6月，康生的《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一文的问世，文章强烈谴责铁托和他那寻求同华盛顿和解的政策，并嘲笑铁托所声称的南斯拉夫正在寻求“和平和国际合作”——这一苏联用来缓和与美国紧张关系的用语，措辞预告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裂痕。
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评。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其间，在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时，赫鲁晓夫大肆宣扬他在9月份访美时，对美国“幸福生活”的观感，并劝说中国主动同美国改善关系，指责中国炮轰金马不是办法，要中国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注：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1922年11月15日宣布归并苏俄。它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在远东地区创立的一个与苏俄政权并存的独立共和国，作为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那样来处理台湾问题。他还劝说中国释放触犯中国刑律的在押的美国罪犯，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