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四  

作者：王哲

 

康生主要通过四件事，完成了与毛泽东的终生友情、信任和互助。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可以说当时毛的地位，随时可能由于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一个指示而发生动摇和颠覆。因此以毛的头脑，不可能不虑及到这一点；以毛的性格也不可能甘于受人制约。而在项英主导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失利，客观上也为从思想上肃清一些错误的观念提供了必要。延安整风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递进展开的。

 

1941年底，毛泽东开始为一场涉及党的历史观的运动做准备，这场运动将扩大他自己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并纯化高级领导人的思想，以及纠正对于历史的“错误理解”,最终达到毛基本认可的高层领导人的调整、纯净和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将毛泽东个人关于党的历史观灌输给全体党员，并最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教育全党、组织全党、指导全党。“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1日正式展开。在“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任何怀疑毛泽东地位的人，都承受来自团队的沉重压力。并且随着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拷打和监禁也随之出笼。为了掩饰“整风运动”的党派动机和野蛮的工作方法，它被描述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教育过程。党员们必须学习和讨论精选的文件，然后参加无休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康生被指派具体筹划和实施这场运动。

 

1941年8月，康生被任命为“干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像社会事务部一样极有权势的机构，负责审查干部以保证他们符合所要求的政治标准。1942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专为“整风”而设的“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任主任，副主任由康生担任，从而成为毛最得力最主要的助手。“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这一指导思想，便出自身兼总学委副主任和社会事务部部长的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康生将一种新的成分引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即一种对诱供、虚假招供的强调。到后来的文革时期，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康生残酷的整风行动持续到1943年底，随着像聂荣臻、叶剑英等将军联合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一起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王明的亲苏支持者中出于报复心理，同声谴责康生，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促使毛泽东将康生从社会事务部和中央军事情报部的职位上调离。如果说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依照“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逐一甄别政策，而令敌特无从立身，为后来国共的情报大战中，共产党的绝对胜出打下了基础。尽管康生失势了，但他在延安推广的方法和公安工作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的年代，甚至至今。而更主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康生的能力。毛自己是阶级斗争策划的大师，康生是阶级斗争实施的高手。后来的“中苏论战”、“文革”都印证了这一点。

 

“延安整风”可以说是后来“文革”的初级版本。从对文学界“王实味”、“丁玲”等人的镇压和批判，到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王明、张国焘等人的整肃包括对周恩来等人的批判，以及贯彻始终的毛的思想、意志的实施，甚至康生等人使用的手段，都与后来的“文革”有异曲同工之状。只不过由于共产党还没有获得政权，相对于国民党还是弱小的，还要随时防备国民党的进攻，以及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的掣肘，最主要的是毛还没有达到日后那样的威望。所以，“延安整风”的规模、程度和影响都无法和“文革”相比，整肃对象也有所区别和侧重，比如在军队方面就比较慎重，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没有彻底展开。但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还是基本达到了以其思想统一全党的目的。为1945年4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今后全党工作的理论指导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水到渠成般的作用。其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乃至世界都是巨大和深远的。

 

对毛来说，当此之时，武装夺取政权总是第一位的。所以，毛对军队干部、对没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干部，是爱护有加的。由此也获得了这些早已受够了来自共产国际背景人员颐指气使和苦头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的鼎力支持。正如毛当时说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带领大多数人，打倒少数人。这话如同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样，言简意赅。及至后来的“文革”，当毛深知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最终是不会自己打到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的会议和途径得以解决的时候，毅然决然自下而上发动起群众运动来达到其目的，那也是一种形式的领导多数。只不过，延安时的多数人，主要是依据毛多年实际斗争和工作的领导能力和功绩加以认定和拥护的，基本是真心实意；而“文革”时的多数人，主要是由于毛个人的威望和宣传加以膜拜和追随的，更多是洗脑盲从。虽都是多数，但本质已有不同。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康生无疑是这场斗争中的主将，这是他一生中极其难得的最精彩的一页，在此过程中，也奠定了他与邓小平比较亲密的关系。关于康、邓关系，《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作者阎长贵写的《康生的秘书谈康生》一文中记载：

 

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