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三十九

作者：王哲

林彪在参加完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便回到了他在苏州的住所，继续他的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处于休养的状态。针对在会议期间，毛让他还是要多抓一些军队工作的指示，他在给毛的报告中写到：现在军队的批彭反右已在深入顺利的进行之中。相信贺、聂、罗等同志在主席的领导下，会取得更大成绩。最近一段时间连续且较为紧张的工作，自己的一些老毛病又出现了苗头，我的身体情况主席是了解的，我很想就此好好休息一下，养好身体以便更好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主席签发个文件，说明在我休养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也许更便于大家的工作。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这个报告后，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转达他的意思：抓大事，弃小务；养身体，多运动。林彪听后心下明白，这是让自己边工作、边休息；会工作、会休息，总之不能撂挑子。

其实林彪打报告想休息一下是真，但也有两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在自己踏上庐山之初，毛确是一片真心力让自己出山，替他掌管军队。但庐山会议后上，自己的表现与贺龙等人的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己所有欲，必现于人”。特别是在毛这样的人面前，什么蛛丝马迹能逃得过他的火眼金睛呢，相信毛一定清楚自己的内心是同情彭的。这从庐山会议后，军队领导人的调整配置也能看到毛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现在基本告一段落之时，通过这个报告，看看毛对我信任度的增减变化情况；其二，当初毛让我考虑一下军队其它人员的调整情况，但是对贺、聂、罗等人的任命，却连事先与我通个气都没有，而且还是这样一种制衡的配置。如果自己不有所表示一下不满，将来那么多职位的调整、任命，自己的发言权、决定权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这样的话，自己还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和打仗一样，命令下去，没人执行或执行走样，这仗还能打、还能胜吗？

深谙林彪心性的毛泽东，看到林彪的报告后，把报告放在桌子上，思考了一下，顺手往报告上弹了弹烟灰，随即将宽大的后背向后一靠，嘿嘿一笑，轻声念道曹雪芹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静坐了一会儿，把报告上的烟灰，抖落到烟缸里，叫来秘书，给林彪打了那个电话。

不过林彪确实需要休息一下或曰平静一下。庐山会议以及其后由他主持的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各个势力、各色人等的各种表现，让他看到了政治的残酷、阴暗和龌龊，看到曾经并肩战斗、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战友，而今却在权利和私欲的驱动下，手段比当年对付拿枪的敌人还狠毒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颤栗，更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如果说当年好友高岗的骄傲自大和生活上的一些不检点，还令其感到有些可气，高岗的落马，还只是令其有些黯然神伤的话，那么彭的耿直的秉性、俭朴的生活则是他林彪一向由衷敬佩的，彭的遭遇真正令林彪感到了兔死狐悲、鸟尽弓藏之感、真正令林彪在内心里对毛有了深深的警觉和一些怨艾、真正促使林彪对所谓的战友之谊、朋友之情、生死之交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更新的概念。

可以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随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不仅是林彪政治生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更是林彪内心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点。从此，那个曾经静若处女、动如脱兔、被誉为常胜将军、“黑土地之狐”的林彪，那个曾经在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之时，却向其发出“请主席头脑冷静思考之”的直言谏上的林彪，那个曾经以独特的性情、独立的思想、“独来独往”著称的林彪、那个大家熟悉的林总，似乎渐行渐远了。

虽然毛没有批准自己的休息报告，但从那个电话指示中，林彪还是理解毛的用意的。因为眼前的大事就是在军内深入批彭、肃其流毒余孽，且这件事已经在顺利进行之中了，那么还是同意我暂时以休息为主。尽管毛是让我把工作放在前，休息放在后，那也只是在表明他的一种信任罢了，而且还不是白纸黑字的信任。

 面对三年灾害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惨况，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不断地纠“左”，以图尽快挽回颓势，为此毛泽东不惜破例做了自我检讨。1961年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为年底酝酿的“七千人大会”埋下了伏笔，也为“七千人大会”的圆满召开，奠定了基础。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做了最重要修改：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其后，“公共食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一平二调”给农民和生产队的极大地损害尽可能予以补偿。但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这三年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广大农村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创痛，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仍心有余悸而不堪回首。

今天那些亲身经历并深受其害者，也是对“左”的思潮最敏感、最痛恨、最唾弃的一代人；也是对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尤其毛本人，最不解、最不满、甚至最反感的一代人。这是只有亲身感受和体验过，如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的“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以及当年去过河南信阳的李先念说的：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那种惨况，才会从心里生出的一种难以磨灭乃至历久弥新的感慨愤慨。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才能理解那一代人的喜怒悲欢。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解脱，从认识痛苦开始”。而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真正的快乐，也应该是从认识痛苦开始。让我们深刻认识并牢牢记住这些惨痛的历史，走好自己今后的路。

应该自从中央发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左倾”思潮后，也有所认识和纠正，从1958年到1961年初，中央全会召开的格外频繁，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召开了六次中央全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与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之间，则相隔了整整四年。

特别是进入了1961年后，中央纠“左”的力度不断加大。先是在1月份八届九中全会上，降低了钢粮等指标，缩减了基建规模，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兴调查之风。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庐山会议打倒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一事，说：从1959年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3月15日，针对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提出的试行责任田的想法，毛听说可以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给予了肯定（不久，毛又让柯庆施转告曾，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实验）。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是三年灾害后，第一次试行责任田。

从1961年3月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安徽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遂继续普及推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

毛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曾希圣的头。

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曾希圣调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与当初曾希圣领导的“责任田”一脉相承。可以说曾希圣的“责任田”为后来万里的“包产到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从热衷于“左倾”到坚持于强加的“错误”，并为此挨批遭贬最终含冤而亡。人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曾公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萧何者，毛及其这个体制。

黑格尔说：人无法超越时代，正像人无法超出自己的皮肤。毛无法超出这个体制，更可悲可怕的是毛还操纵了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又操纵了这个时代，即这个时代的人们。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列日涅夫在其写的《我经过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了勃列日涅夫对她讲，有次斯大林看着台下的人群时说：“都是我的羊啊”。不知道当年的毛泽东看着台下的人群（包括红卫兵）是什么感觉？今天的金正恩看着台下的人群是什么感觉？山呼“万岁”的人群，最终被“万岁”抛弃了（“上山下乡”）；举着“小平，你好”的人群，最终被小平“打倒”了。不知道这个体制，还会被什么人操纵，又最终会把人群操纵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