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一

作者：王哲

如前面说的林彪“四个不解”所言，林的讲话自然不免含有捍卫毛的权威、进而更要在关键时刻“反其道而行之”、给毛以“雪中送炭”的想法和意味。所以，迄今官方对林的讲话各种断章取义的指责也好、总结归纳的批判也罢，也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不过这一切也都在林的预想之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林要做的，就是不管你是西风还是其他什么南、北风，决不能让你压倒毛泽东这个“东风”。刘邦曾叹“大风起兮云飞扬”，说到“云”，毛最想让陈云、这位可谓党内公认治理经济的第一高手，在这个大会上讲讲话，主要是想让这位权威，给大家鼓鼓气。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七大常委之一，中共第五号人物，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唯一没有讲话的常委。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¹为由推辞了。毛问他何时可以讲，他说半年以后²。然而，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闭幕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长篇讲话，而且对“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如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样，令人有思路通络之感，也同样令毛有不满意之处，即毛认为陈云把形势估计得过于黑暗了，当然也许还有那么一点“七千人大会”上，请之不就而不快。

迄今也没有明确的或记载或记录或说法，来解释“七千人大会”上陈云为何拒绝毛的讲话之请。而陈云向毛泽东所说的理由，似乎也不存在。因为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械厂及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情。陈云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完全是一个行家式的调查，甚至两次下到矿井里了解采掘情况。七大常委中，没有几人能真正下到矿井的。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副业、自留地等情况。

对此，我较为认同张素华在其《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的推断：一是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有所不同；二是1958年与周恩来一同被毛“反反冒进”、被批“跟右派相距大概50米远”而心有余悸；三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其性格中有上海江浙一带的机变中庸、不走极端（张书表达的更为含蓄）。即取“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醒我独睡”、“一动不如一静”之守法。而行宁施人以小柄，勿与他以大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古道。

陈云，为人平和，善谋能断，向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信条。陈云的“实”与邓小平的“实”既同亦异，相同是都有求实求是的一面；相异是陈的“实”相对于邓的，“虚”了一些，也就更有弹性、更有余地余量、更中庸一些。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³

其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情况，1937年11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期还担任过组织部长，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建国之初，中共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位在林彪、邓小平之前。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陈云便出来收拾局面，对此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语。在1957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除了在建国初期的“高岗事件”中，深度参与，并有出卖高岗之嫌外，其他并几无涉及。“文革”期间下放、蹲点、做些业务研究工作，被置于权力中枢之外。

解放前，陈云调任东北期间最大的功绩，是在 “七道江会议”上，陈云力排众议，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而保卫、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从而为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而真正令毛泽东对陈云敬重有加的，则是后来被毛本人称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上海经济保卫战”。刚解放的上海，被一些不良商人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一时使上海陷入混乱不堪之中。当此之时，陈云衔命而至，同上海大小投机商斗智斗法，很短时间即大获全胜，就此赢得了市民阶层的信赖，稳定了共产党的政权。

说来也巧，战争“淮海战役”的领导者和经济“淮海战役”的领导者，其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上演了一出出忽而联袂，忽而对立，势均力敌，互相制衡的政治大戏。邓、陈的共识是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分歧是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包括改革开放，简而言之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其实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要以当时当事当势而定。不宜笼统而言，特别是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更加数据化、精细化和集约化时代。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化，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日益紧密，相辅相成。当然最终一切都是要由人来完成的，而人的社会和时代属性，注定要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制约，这种制约又因立场、观念、环境等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色彩。

市场经济是逐利而行、无情无义、无阶级无国界、也是最有诱惑力和杀伤力的。当他左右了人们的头脑、支配了人们的言行时，如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去带动其他人富起来、帮助扶持贫弱者的美好意愿，注定是镜花水月罢了。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曾说过：“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

对林彪来说，既然“风起”而“云”无以“飞扬”，那正好“大风起兮林呼啸”。“独角戏”虽然不好唱，所谓不好唱，一是取决于自身的“唱功”（个人影响力和讲话水平），二是取决于大家的态度（多数还是少数）、主要是毛的态度（及时雨还是拍马屁）。但既然决定“唱”，就必须得“唱”好，这可以说是林彪在全党上下（以前都是在军队系统）的第一次露面而“唱”所欲言，只能成功不可失败。所以审时度势的林，毅然放弃了军委办公厅写作班子为其精心准备的讲话稿，自己拉条子，做了这个类似刘少奇的口头发言。林彪相信自己的头脑，作为天才的军事家，其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和身经百战的杀伐决断，决定了其讲话，即出手如“奇兵”。《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于天地，不绝如江河。”而出奇制胜的前提，是“以正合”，正者，道也、势也。当此之时的“正”，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和拥护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些将其此举批讽为投机押宝，从而割裂了人的经历、立场和时势，只看表面或者言不由衷、惟上是从的态度和言论，至少是不负责任的，最终也是难以立足的。

当然，作为最为出类拔萃的军事家，不出手则已，出手必得重器，事后看林似乎所得颇丰。然凡事若有所得，则必有所失；所得多少，便所失多少。只不过有得失于事中，有得失于事后；有得失于生前，有得失于身后。这就是人生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是我们常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只不过有的还钱、有的还情、有的还命、有的还名。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其军事思维的两维性，即非胜即败、非敌即友、非好即坏的两极性，在他的讲话中有着清晰显露（参见所附林的讲话）。这种思维，后来更渗透在其诸多语录式的言论中，这也给了后人所垢之柄。更重要的是林的这种军事思维，其实并不完全适于政治生活，尤其是高层的政治生活。因为在军事上首先是要打死对方、打败对方；在政治上则首先是要团结对方、利用对方。共产党三年打败远远强大于自己国民党，表面胜在军事上，实质胜在政治上。那些战场上的俘虏，甚至连国民党军服都未及换下，就能调转枪口，这就是政治。可叹的是，林彪这种军事思维的特性，加之其心胸比较狭隘，难以容人，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晋升及所处政治环境的恶劣，政治上的短板越来越有所显现，也越来越被人所利用、所囿制、所逼扼。最终就像王兆军《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林彪最后的告白：“政治这个东西，就是要毒辣的人去做，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国。军事行动，也是一样。我想象过，我曾经是个很毒辣的将军。现在我明白了，我还不够狠毒，可是晚了。”此话虽未必真切，但此人大致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