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七

作者：王哲

1962年2月6日，大年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是第四位常委邓小平和第五位常委朱德发言的日子。

如前所述，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央从地方征粮受到不少地方大员们明里暗里推托阻扰，大家都在强调各自的困难。于是就有了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进而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动因和主题。邓小平正是由此动因和主题，而提议召开这一大会的倡议者之一。

对此，邓在1961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曾说：“为什么明年要召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现在是党的问题，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在一个目标（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我建议，各省委，包括各个企业，告诉他们要千方百计从大局出发，七千人大会也是搞这个事。”从统一思想，鼓足干劲这一宗旨而论，邓和毛二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只不过毛比邓更高明之处在于，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先清除了人们心中的不满和疑惑，即抵触情绪，而后可以吐故纳新、调息换气。此如中医，由其表顺藤摸瓜治其本，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如果说林彪是军事上伟大的战术家，那么邓小平则是政治上伟大的战术家，二人皆长于一时一事一地之谋划和行动。林的“六大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如是，邓的“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亦如是。但是他们都缺乏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打锦州”和歼灭白崇禧的“钢七军”，首先是毛在战略上正确指导。而“文革”后，迄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根源就在于邓缺少长远的、与时俱进的规划。那些“50年不变”、“100年不变”之类的原则，无疑既违反自然发展规律、也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长久不了的。正是由于这种滞后，才有了今日积重难返的危局。

好在新的领导人以破釜沉舟之志、雷霆万钧之势力挽狂澜，似乎有了些中兴之迹。但权贵集团历经三代领导、二十余年的发展和维系，从党内高层到党内低层，已盘根错节，各成体系；见利忘义从工农兵学商到车船店脚牙，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风。如果不是权贵集团者们的意志和身心，已同他们的生活一样腐朽而不堪一击，新一代领导人很难在看似、实际也是“以卵击石”中得以步步前行。

对百姓来说，希望打破这些已经固化的权贵集团，更希望在这一政治行程中，民生能够得到更好的改善。那么对百姓来说，什么是政治呢？举个例子，前几天十八届中纪委八次全会说今年要严查六类人：第一类：两面人、两面派；第二类：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第三类：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第四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第五类：审批监管、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腐败；第六类：基层腐败，涉黑“保护伞”。这第一到第六的排列顺序，就是政治。把顺序颠倒过来，就是民生。希望这样的民生，能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离百姓越来越近。

回到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邓主要讲党的问题。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一开讲，就阐明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第二，有好的党中央；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为给全党鼓劲，这五大优点，邓先后讲了两遍。

在讲到民主集中制时，邓就党内如何建立监督机制，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说：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把领导人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到多少监督作用的。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做出决定，是很重要的。

今天看来，邓的这一提议，并不能起到有效监督第一领导者的作用，但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建立监督机制的问题，不失为一种积极地探索。但遗憾的是，迄今也还只是停留在“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这样一个阶段。

对党的领导和工作，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邓并没有具体展开，而是指出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被削弱了。被削弱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忽视调查研究，因而提出的一些任务和口号，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一条是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也因此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而后一条不要说在当时，即便现在也依然普遍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但本质都是为了保住“乌纱帽”。那个时候，是怕受到打击报复，而违心赞同；现在则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曲意逢迎。前者属于被动，后者属于主动，后者无疑更劣于前者。

中国官场历来有忠奸之分。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真理仁义，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就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真理仁义，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是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真理仁义。由此而言，晚年的周恩来就不能称之为忠臣，他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甚至迎合，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不能算是忠臣。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道破：“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文革中的周恩来，有意无意于掂量间，难免逢君之“欲”，此是后话。

若论党内斗争，无论是否过火，最终胜出总是位高权重的一方。所以反对党内斗争过火，实质是反对以权力打压人、以权力迫害人，是对掌握最高权力者的一种冲击和反制。只有言无所忌，才能有的放矢。所以，心知肚明、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讲话时才几次三番强调“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鼓励发扬民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毛也只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比较实在的发扬了一把民主，并未有意识地引导大家在制度上对每一层级的最高领导者有针对性的、切实的制约。以毛的智慧，不可能想不到；以毛的能力，不可能办不到，只是有几人愿意自缚手脚、任人摆布呢？斯于毛哉！

据《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著。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一书记载（第33页）：2002年的一天，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作者杨继绳也在座）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这样理解不足为怪，他是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