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五
作者：王哲
随着毛泽东1月30日的讲话，尤其是毛的“自我批评”，犹如一声号令，令全会上下迅即进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所谓“出气阶段”。
“出气”主要是县、地级出省及中央各部的“气”，实际上是省及中央各部在为中央决策层的国家领导人、主要是代毛受过。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上，县委是最低一级。他们因为之前盲从上边的“左”，而导致出现了或大或小像河南信阳那样的“灾难”受到查办。比如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多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没挨整的也被吓坏了，成天提心吊胆。他们说：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兴“左”的时候整当时说实话的，纠“左”的时候整当时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1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左右为难、左右不是、觉得自己最冤枉。所以他们为毛带头向他们作自我批评，感动得热泪盈眶，为能说出心中的憋屈，感到非常满足乃至幸福。
但是曾几何时，他们作为掌管几十万百姓生死的一方“县太爷”，将上级指示，从县到公社、大队、小队，一级传一级、一级压一级、一级抓一级地强加给农民；反过来，又将谎情，从县到地、省、中央，又一级哄一级、一级瞒一级、一级骗一级讨媚于高层。从上到下，是没有原则的惟命是从，其命既是身家生命，更是政治生命；从下到上，是丧失良心的唯利是图，其利既是名利，更是权力。七千人大会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被平反、官复原职，有的甚至还得到了升迁，摇身一变的他们也就更可以扬眉吐气了、更可以春风得意了。但是在他们翻云覆雨、七颠八倒、左右倾轧中，最苦的始终是、也注定是只能对着黄土出气的老百姓。这样的老百姓，他们的身心和灵魂都注入黄土地里，他们已经和土融为一体。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就是将这样的土挥扬成了“沙尘暴”，去覆灭他眼里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命运不改变，“沙尘暴”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是毛的一贯行动纲领。毛的自我批评，主要是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更多是一种姿态、一种导引。毛相信那些下面受了气、想出气的干部，对毛的自我批评之举，更多会是感动或感慨。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会上就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有人当场表示：“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还有一些地委、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很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2
杜润生（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习近平、王岐山、刘源、林毅夫等人皆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出其门下）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想，因为毛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毛的检讨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毛担心的是在大会上，将一些省委书记狂轰滥炸一番，号召大家要敢于“摸老虎屁股”，会让那些县委、地委书记，把对毛的感激化为对省委书记们的痛恨，出气过猛，会吹伤了他们。而将来中央还是得靠这些“诸侯”上传下达、治理地方。如果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度，无疑会影响这些人的威信和地位，影响今后的工作。那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可能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何况毛很清楚，这些省委书记、中央部长，如前所言，都是代中央包括毛本人受过。
30日当晚，毛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一方面就“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各常委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另一方面主要是教导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何帮助省委书记做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出气会”是战略，把它开成皆大欢喜，开出预期效果，则需要战术。为此毛特别强调：“态度要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毛还特意举了当年指导罗炳辉（曾任红军22军军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1946年病故）如何做的检讨，还讲了秦穆公自我批评成就大业的典故，甚至端出自己曾经被迫三次离开过红军的落魄史，真可谓坦诚相见，循循善诱，苦口婆心。3
第二天各中央局书记就将毛的讲话传达给了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长。这些坐等被“煎烤”的书记、部长们听了以后，心里有了底：原来毛主席是理解他们的4。因为有了这个无关乎“乌纱帽”的底，因为是“前人撒土，只为眯眯后人的眼”，自然大家也就可以有所默契、心甘情愿的主动承担责任。这就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既“大行不顾细谨”，又“于细微处见精神”。 既让出气者，出的痛快；又让受气者，受的愉快。清出了怨气、浊气、怪气，纳入了清气、新气、正气，大家的精神面貌，为之振奋，这是七千人大会后，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毛对于自己直接布置的“出气会”，自然非常重视。出气阶段前各小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出气阶段毛则亲自听取汇报。毛深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听取广大中下层干部说真心话的机会，这些人的思想，既反映着一种政治生态，又显示着一定社会现状，也潜隐着一些问题所在。会上几乎每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缺乏民主，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这一普遍共识，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如何防止和纠正党内不民主的情况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尤其对各个层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包括对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未有提及。如果说这是时代所限，那么时至今日，这一关于权力的核心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说民主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制度，那么形成这一制度的根本在于文化。这种文化是由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家庭文化、亲友文化、学校文化、公司文化、社团文化、职场文化等等，相互作用而成，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及其言行，每时每刻都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着的文化主导下加以表现着，这就决定了我们对民主及其制度的认知和承载，也不可能超越这种文化。
《易经》中贲卦的彖辞说：“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就是以文明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是人间的文饰。关乎自然界的文饰，可以探知时季的变化；关乎人间的文饰，可以教化成就天下的人。以文明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是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的这种文饰，是制度。文化决定着制度（民主），制度（民主）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文化，教化成就天下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民主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文化上的不尽如人意。“性格决定命运”，当文化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一个人是顺从这种文化，还是叛逆这种文化，就决定了他的未来。我们总说“不要向命运低头”，什么是命运？命运本质就是一种固有的东西，固有的传统，固有的思想、固有的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伟大的人物，其伟大的成功，都缘于伟大的叛逆。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最成功之举，是他的自我批评，这一方面是毛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高妙政治手法，另一方面则是其对人们顶礼膜拜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形式的叛逆。这种叛逆，涉及的人越多、范围越广，影响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