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六
作者：王哲
在中央及各省负责人的检讨中，有三个人较有代表性，即谭震林、曾希圣、李井泉。谭震林，也是最早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物之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仅次于陈毅、粟裕的第三号人物，深受毛的喜爱。1954年起，开始主管全国农业工作。其个性鲜明，快人快语，爱放炮，人称“谭老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曾经响彻全国的口号，就出自谭震林的文章中。5 谭也是文革中“二月逆流”反中央文革的主将，被赞为英雄。因为“大跃进”时期，作为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非但没有向头脑发热的毛提供符合中国农业实际情况的降温建议和措施，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谭做了全面的检讨，且直到晚年，对自己这些错误，还反思莫忘，令人尊敬。
曾希圣，年轻时就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时代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军内外有口皆碑。从事过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查工作，红军长征能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与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密不可分。毛泽东曾褒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周恩来也称赞其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1其兄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张国焘的坚决反对者，后为张国焘所杀。周恩来与曾中生有深厚的个人友情，周恩来痛惜曾中生之死，对好友的弟弟曾希圣格外怜爱。1940年，周恩来执手将曾希圣交待给叶挺，其情切切。皖南事变后，曾希圣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第7师。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7师由不到2000人的零散武装，发展成3万人的正规部队，且富甲全军，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称赞。曾希圣以其突出的才能，先后获得了当时中共三巨头的好感，这种情况在全党、全军并不多见。
战争年代人称“曾胡子”，解放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人称“曾霸王”，可见其作风的强硬和霸道。七千人大会时，曾身兼三职：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的看重和信赖。当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未在其内。毛泽东让几个常委分别参加一些省的讨论会，刘少奇到了安徽省。也许曾希圣没有把毛泽东大会上说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过分在意，也没有意识到“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但其实，在毛宣布开“出气会”前几日，已收到来自安徽的匿名信，说省委即曾希圣，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最终随着刘少奇三次到安徽省参加会议，并指出“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七千人大会结束时，曾希圣被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尽管曾因没有主动把安徽大量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但如前说述，安徽省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第一个试行责任田的。从1961年3月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与当初曾希圣领导的“责任田”一脉相承。可以说曾希圣的“责任田”为后来万里的“包产到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井泉，当时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与邓私交颇深。按理说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但也许李井泉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心尽力，所以被“保护过关”。当然这尽心尽力调粮出川的背后，是四川1958年至1961年，四年净减人口622万，6 把一个天府之国生生变成饿殍之地。
1960年3月中旬，一个四十来岁的小个男子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他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个折叠着的长圆形状的白色纸灯笼。他在众人惊讶目光的注视下，又从包袱里拿出一支红色蜡烛，点燃后，小心翼翼地插在灯笼里面底部的一根钉子上。然后，小个男子就提着这盏纸灯笼，离开了纪念碑，慢慢地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不久，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了一条短消息，路透社的这条消息转发自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子———他手执灯笼，旁若无人地行走着。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个造成了国际影响的“白日点灯事件”，就是来自四川达县的这个小个男子——何明渊，因不满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认为同村和邻村出现的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饿死，其妻因此而失踪。便以此影射当时的形势“暗无天日”。
最终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实情调查，特别是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何明渊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随后彭真又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所以，尽管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做检讨，说到动情处泪流满面，但人们还是不肯放过这个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的“李阎王”、“李左王”。最终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中记载，还是邓小平一句话给李解了难。1965年李井泉在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又说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是李真的不懂吗？！不过是另一形式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罢了。
注释：
1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77页。
2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肖东连著，第822页。
3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0页。
4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80页。
5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谭震林的《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
6 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