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三
作者：王哲
“小说《刘志丹》事件”中另一主要角色主要角色:闫红彦。
闫红彦，1927年10月，参加李象九、谢子长在陕北发动的清涧起义，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
共产党的军队由于历史原因，是有“山头的”，即圈圈，大山头里小山头，大圈圈套小圈圈。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
闫红彦参与成立的西北红军如是。刘志丹与谢子长两个“山头”的恩怨，在他们身后，断断续续、起起伏伏延展至今。西北红军是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的合称，正式番号为红26军和红27军，主要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是由刘、谢二人分别领导的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逐渐发展而成的。1934年11月，刘志丹创建的中国西北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甘肃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诞生，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它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更是各路红军会师和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坚实基础。
闫红彦作为谢子长山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刘志丹山头的高岗、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等人，是心怀芥蒂的。就在《刘志丹》作者李建彤在写作之初走访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时，阎第一反映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西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 然而，闫不应该忘记的是，1928年5月，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并由此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渭华起义的领导人正是刘志丹本人，而当时谢子长不过是起义部队第一支队的第三大队的大队长而已。
当然，闫红彦本人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后担任云南省领导人期间，为新中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在“文革”中，同江青、陈伯达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如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接着，又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闫红彦也很快被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1967年1月8日凌晨，闫红彦在电话中同陈伯达就文革一些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饮恨而亡。生前在桌子上留下一张纸条：“腾波（王腾波，闫红彦妻子），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1975年，邓小平二起出来工作时，就交代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文革”后，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邓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977年 11月，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1978年1月，邓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以邓小平与闫红彦的这种关系，再以闫红彦与习仲勋的历史恩怨，加之如前所述、邓小平揭发高岗后，与刘志丹山头结下的梁子，最主要的习仲勋与胡耀邦理念上的共通和道义上的互助，决定了后来邓与习的关系，包括邓对习露骨的政治打压做法。
尽管闫红彦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居功至伟。但其在小说《刘志丹》被说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康生），进而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起株连万余人的大冤案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在简单的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7月23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