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四
作者：王哲
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中写的非常明白。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10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习仲勋本人后来曾经如此回忆这件事：“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314页）习仲勋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阎红彦。
那么，阎红彦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康生进行告状或曰告密的呢？原康生办公室（简称“康办”）秘书穆勤（应当事人要求，故而采取化名的方式）向提供了现场回忆。他说：“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让我把阎红彦的电话记录找出来送给他，附在次日给杨尚昆的那封信的后面作为说明。按照办公室的规定，信件的发出特别是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康生亲自署名的信件，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份电话记录的原件现在中央档案馆。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后来给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找过我了解当时的情况，专门做了笔录，我还签了字，这份笔录现在还在中组部。”
当然，如果仅仅是阎红彦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最后的落马。真正让习仲勋走向深渊的还是毛泽东对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三风”（单干风、平反风、暗黑风）的定性以及由此对以刘少奇、陈云等人为首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干部思想上模糊、意志上动摇、言行上失当而引起的疑虑、警觉和反应。小说《刘志丹》，“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向正确的目标”，成了毛射出的“最好的子弹”。其后详述。
“小说《刘志丹》事件”中另一主要角色主要角色:就是其作者李建彤。
李建彤（1919年－2005年），1934年，就读许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写作，在河南洛河《警钟日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诗歌《理解》。1935年毕业后考入开封艺术师范学校，1936年辍学随姑父去南京，1937年初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图音系，主修钢琴、声乐和油画。1938年夏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2年初考人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4年提前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1946年，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结婚，婚后调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刘景范被任命为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建彤随丈夫到北京就职，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秘书。1954年春，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国务院监察部，李建彤改任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发表《刘志丹太白收枪》的李建彤来执笔。1959年，监察部撤销，李建彤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不久即请了创作假继续写书，即小说《刘志丹》。《刘志丹》一书遭批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作者，堪称经典，只此一篇，便饮誉文坛。刘索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无疑遗传了其母亲的文学艺术基因。虽然其在音乐方面多有建树，且或许没有同质可比性，但我还是以为迄今未能超过《你别无选择》的艺术性和影响力，如能专注一事，当有更出色的成就。然其身份背景，使其近乎无所不能，亦近乎无所能成。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列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著，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197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彻底为《刘志丹》小说作者及其受牵连的所有人员平反。同年10月，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刘志丹》第一卷，1984年和1985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二、三卷。值得一提的是，《刘志丹》二、三卷发行后又引起争议乃至最终被停止发行（归根结底，还是刘志丹、谢子长两个“山头”恩怨延续所致。也许我们对国共内战时，张灵甫因为同僚李天霞的见死不救而被消灭，感触颇深。其实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互相倾轧残害，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且贻害荼毒至今。只不过随着毛泽东、邓小平那种开国领袖独具的政治权威的消逝，其后凭着“诏书”、“口谕”等红头文件的受位者，囿于自身的格局和能力，越来越令人失望）。李建彤此后长期申诉一直无效，于 2005年2月14日抱憾离世。
以上，便是小说《刘志丹》涉及的五个主要人物。接续前言，刘等人主导的“三风”（“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触动了毛的底线，令毛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当日（1962年8月6日）开始，其后毛在9日、11日、接连发出了强硬的“反击”，“矛盾”、“斗争”、“资产阶级”等用词越来越频繁。8月13日，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当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1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人谈到”之“有人”，自难逃“逢君之恶”之嫌。但最主要的，从毛的这番话中不难推断，一场涉及“减少几百万党员”的运动，已入其思。从“整顿”到“减少”再到“吸收”，从“批习（仲勋）”到“四清”再到“文革”，规模越来越大，灾难越来越重，或许都在毛的预想之中，也未脱离其初衷。“其实真正的历史，就是那么几句话而已”，如刘邦得知韩信死讯后的“且喜且怜之”。
注释：
1 《毛泽东年谱》（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