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九
作者：王哲
实际上，爆发前的毛泽东已经在不断有所流露，且越来越明显。1962年7月18日毛叫来正在参加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讲话会议的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是后来“文革”之初，被打倒的“彭罗陆杨”之一）谈话。同日晚，杨向周恩来报告毛与其谈话要点，《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6页）用黑粗体记载如下：“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但令人不解的是：
1.杨尚昆如此强调重视、并以黑粗体特别加以标注、向周恩来汇报之事（即便后来1965年10月29日发生其被改变命运、被免去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调任实际是被贬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事。即《杨尚昆日记》（下）第682页记载：1965年10月29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都未用黑粗体加以标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1962年7月18日里，竟只字未提。
2.按照当时的管理制度，杨尚昆的直接领导是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实际的第二把手彭真，当然毛泽东也可以直接对其下指示。
3.虽然可以解释成的计委、商业部都是归属周的国务院领导。但这也只是针对毛、杨谈话要点“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而言，且这一点至多也就是思想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相比“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这一政治路线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而负责“”、且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加以认同并有所实施的，正是实际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陈云、彭真等人。
以上，无论从管理制度还是杨尚昆与周恩来二人的历史渊源来说（红军时期，主要在红三军团配合彭德怀工作；抗战时期，主要在北方局配合刘少奇工作。建国后主要受毛、邓、彭直接领导），以及毛、杨谈话要点的重要程度。对于已担任了十七年办公厅主任这一职位而深谙高层政治规则的杨来说，要说汇报，都应该先向当时实际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或自己直接上级邓小平以及彭真汇报。如此重大事项，贸然越级的做法，绝非杨这样的人做得出来。既然其迫不及待于当晚即向周汇报，一定是秉承天宪而行之。
而口衔天宪者，正是毛泽东。毛从“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的发言中，就已然察觉到了周有意与刘保持的政治距离。之所以说是政治距离。因为在思想乃至情感上，周与刘并无二致。只是天性中庸和多年政坛绞杀的血腥经历令其明白，政治场合下的一言一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呈以极端。政治上的中庸之态，意味着权力上的中间之势。任何表决，无非就是赞成、反对和弃权（表面上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即左、中、右。谁拉住或稳住“中”，谁就能在表决时获得多数或把握主动。这就是林彪给毛总结的：他最在意表决时能否获得多数。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拥护你的人越来越多，反对你的人越来越少。
毛深知周身后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代表着的这股势力。关键时刻，毛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拉住至少稳住这股势力。之前遵义会议如是、把周整得那么狠、批得那么狠、但最后还是“提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的延安整风、“反反冒进”如是、后来发动“文革”如是、打倒刘少奇、对付林彪如是，现在亦如是。
虽然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毛针对周在广州的讲话有所不满，但既然木已成舟（如前所言，已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毛只好将此不满隐而不发，与此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周老道的政治手法，也就愈不敢稍加疏忽，于是便有了毛、杨之谈。这也是毛最早、最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思想透露给别人、准确的说是政治伙伴。对毛来说，政治心腹，如当时林彪、邓小平等人；政治知己，如当时的李富春、陈伯达等人；政治伙伴，如当时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之后就是政治对手，当时毛隐隐约约、有所疑虑的，便是刘少奇、彭真等人。对毛来说：政治心腹，是可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放手宠用的；政治知己，是可以畅所欲言、信任有之而多加利用的；政治伙伴，是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防且用的；政治对手，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权宜暂用的。不过，凡沾上“政治”二字，那就像这个“政”字一样，一边是正直忠正；一边则是人下之×。
对于自1958年最后一次与毛想法相左的“反冒进”后、已经彻底被毛整怕、整服的周来说，也彻底明白了并认可了自己在毛心中的位置和作用。他这个所谓的“伙伴”，其实就是个“帮手”，为其干的“活儿”基本就那几件：二传手、鼓手、举手、打手乃至杀手。有时做不好或者毛认为没有做好，还要背负“失手”之过，加以检讨。最具代表的就是1973年末，毛认为其在与基辛格会谈时犯了右倾，那次半个月左右的政治局批判会，令周病情加重，说为此折寿也不为过。当然，有时尽管内心不情愿甚至反感反对，但也必须得尽心尽力、不折不扣的做好、做到让毛等认可满意，其内心的纠结、痛郁可想而知。比如“反冒进”时写检讨写得委屈流泪、两鬓添白（《红广角》2012年第12期，作者：陈敏，原题：《周总理一生的四次哭泣》）、“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及后来“文革”中批贺龙、陶铸、包括决绝地对待刘少奇等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