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八
作者：王哲
关于毛、田这段谈话，因涉及毛对田猜疑之起缘，并最终导致毛对田的废弃而致其在文革前夜自杀。故在《聆听历史细节》（作者：王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田的爱人董边对此有颇为详细的忆述：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和刘少奇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出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毫无疑问，田的爱人董边的“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之言是对的，只是还没有说到最本质、最重要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作为一个秘书最本质、最重要的是对首长，也是其主人以及爱屋及乌包括其家人的忠诚。专制体制下的秘书，如同古代的幕僚，实际也可谓家奴，根据能力和亲近程度，可细分为军师、谋士、门客等。一般来说，主人自会视情形，尽可能对他们加以提携擢升，以丰满自己的羽翼，扩充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权力。而作为家奴，他们一方面要尽力维护和延续主人及其家人的权利，一方面又因为自身实力所限，须勾连结盟，以为彼此呼应、盘根错节。最有名的如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等人，及至现在各种层级的秘书党更是数不胜数。
作为家奴，一旦被主人认为忠诚上出了问题，就相当于叛徒。而共产党历来宁可饶恕敌人，也不宽恕叛徒，如薄熙来之于王立军。江青在抓了其首任秘书闫长贵后，对接替闫工作的杨银禄说：“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的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 15
田家英向这些领导人的汇报和来往，怎么可能瞒得过毛泽东。而田家英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在毛看来，错之有三：一公然撒谎；二被人利用；三为人遮护。为了保护自己且不伤害别人的谎言以及因一时懵懂被人利用，勉强还可以原谅。但有意为了别人而欺瞒自己，而此别人又是自己最为留意之人（助手变对手，如同翻手为覆手），所欺瞒事又是自己最为看重之事。这对一直视田为心腹的毛来说，可谓心腹大患。田的命运，也因此注定。
至于刘少奇在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对其的指示，且不说等于将田的直接领导毛泽东，晾之一旁，有失尊重。如此重大的问题，让一个秘书去上下吹风，难免有投石避险之嫌，非厚道之举。所以，董边的一番直率之语，与其说在批田，不如说是对刘有所不满。
毛与田谈话的同日，应陈云要求亦同其谈话，陈向毛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13 关于这次谈话，姚依林后来回忆说：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人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单干。姚担心毛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14 陈在明白毛对其主张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及经济形势判断的态度后，这个被毛说成“树叶掉下来怕打脑壳”的人（《李锐口述往事》一文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高岗谈论陈云时所言），又开始进入“病休”状态。
7月9日、11日，邓子恢（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这些党内高级干部们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在其后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责为“黑暗风”。随后，邓子恢更因之而被撤销其领导的农村工作部。
也就是说，毛对2月份“西楼会议”的报告、对3月份周恩来、陈毅等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对5月份财经小组的报告及刘少奇的讲话、对7月份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毛都有不同看法乃至反对意见，只是没有爆发。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憋着气的毛泽东，终于爆发了。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2页。
2 《湘潮》2006年第9期：刘武生：《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3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09页。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10页。
5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2页。
6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1页。
7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页。
8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6页。
9、10、11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9、110页。
12、13、14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15 《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