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六

總是忙碌的葉群，自己經常為星期天也不得休息而苦惱，她總是時時想掌控林家，包括林彪、兒女、秘書、服務員、廚師、警衛等每一個人。她依賴林彪，也怕林彪，更頭疼於林彪傳統固執的大男子主義思想。他們兩個人的情緒經常不一致，林彪高興的時候，葉群自然興奮不已，不過這種感覺絕對不會太長。過幾天，甚至幾小時幾分鐘後，必定就是葉群難堪。她曾經問過他：你好像成心不讓我高興？林彪說：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你叫我怎麼辦？

近來隨著丈夫的權利回歸，葉群很想跟林彪透徹地聊聊天。她的內心感到焦慮，情緒急躁不安，她不願將這種現象歸結到婦女的更年期。嚴密的制度、嚴肅的紀律、嚴格的秩序，就是林彪那呆板、令人窒息的生活，她也都已經適應了。此時葉群感到這個家的地位，將會處於非常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位置。

於是，她徑直走向林彪。“你看這份國務院的文件”，葉群的聲音裡充滿著興奮。她也不管林彪是否在聽，只管自顧自的說：“整個中直機關的待遇都在變化，春藕齋又要裝修，那個跳舞的地方，我們大概從沒去過，去的話也就是一回兩回。現在呢，室外開闢了跳舞的場地，里邊的舞池也改建了，據說還要給那些從文工團找去的女孩們發夜餐津貼呢。副總理一級的現在至少配備三部汽車。養蜂夾道的俱樂部也在裝修，壽星胡同的高幹俱樂部只對部長以上開放。釣魚台的好多房子不接待一般會議人員了。武漢、杭州和濟南，給四大領袖修建的專門別墅都重新佈置了，是那種中西結合小洋樓。可是我們的毛家灣呢，自從高崗事件以來，就沒有修理過。他們都在搞特殊化，我們連正常的……” 林彪厭煩地說：“你出去。”

葉群一邊後退一邊說：“我們不爭待遇，艱苦樸素。但我們的紅旗應該換一下了吧，毛家灣的房子也該重新……”

“你給我出去！”林彪厲聲說道。

葉群出來後，回到西大廳自己的臨時休息室坐著發呆。她和林彪不一樣，也是個理解和慾望都很健全的人。就是說她是個正常的人。她關心自己，關心自己的丈夫、兒女，包括這個家族的現實和未來。政治地位、經濟待遇、名聲與風光，她都很在乎。她的這些心思經常受到林彪的打擊。每當受到打擊，她就忍氣吞聲，慢慢地消化掉這種委屈。

她走到梳妝鏡前，坐下後拿起梳子，對著鏡子一下一下邊慢慢地理著頭髮，邊想著：毛澤東特殊，我們攀比不了。總理管理國家，外事活動也多，講點排場是應該的，再說他也高出我們半格。宋慶齡是國母，也不說了。除了他們，還有誰能和我們比？朱德雖說是總司令，可是論戰功，他有什麼？出生入死，馳騁疆場，我們是頭功。可是現在，我們生活待遇上卻低人幾個等級。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老婆個個都在拱路子往上爬，都有了叫人羡慕的地位。連一直不准涉足政治的江青，也被周恩來安排當毛的秘書了，唯獨我們恪守著舊章程死日子。她決心繼續向林彪施加壓力。

什麼東西能夠使他著急呢？幾乎找不到任何他感興趣的東西。他甚至不怎麼出屋門，更是很少出門。偶爾到街上溜車，卻從不講究交通工具。房子呢，越小越暗越靜越好，恨不得住到地下室去。吃的東西更不講究，就是那麼一點素食，平常的零食就是炒熟的黃豆。酒色財氣，他什麼都不好。跟了這樣的人，一輩子就是打仗、打仗、打仗。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呢？“悔教夫婿覓封侯”。

看來不便直接再跟他說這些事了，要講究些策略。他最關心軍隊，大概只有軍隊的事情能刺激一下他。就這樣葉群為了一個嚴肅和光明的目標——動員丈夫，改善待遇。而殫思竭慮。

第二天上午，葉群拿著一份情況摘要，走進林彪的房間，溫和地對說：“賀龍、羅瑞卿問候我們，並請你屆時主持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言。還有英國報導說，首長那封由高崗的妻子，轉交給高崗的信是與高合謀。林彪想了想說：不予理睬。

葉群說：“那封信實際上是你批評高崗，勸他聽中央的話的。有人說，當初是主席動員高崗搞議會制，矛頭是對準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後來主席發現搞不動，就變了卦。高崗覺得被主席出賣，就自殺了。”

“不許胡說！”林彪威嚴地盯著葉群。葉群馬上停止了自以為是的發揮，像個受氣的小媳婦似的，低眉順眼地坐著。

林彪站起來，來回走動著，既像是自言自語，又像訓話似的說：“不要太貪心，很多事情你不懂，有時間多看點書，多思考些問題。兵法云：善用兵者隱其形。解放後，很多將領都驕傲起來了。主席沒說話，是看著那些功臣的面子。高崗一身兼有四個職務，人稱東北王。如果是你，你不擔心？你不瞭解政治。歷朝歷代，建國後都要收拾一批功臣。歷史學家給這個現象叫“兔死狗烹”。為什麼？不光是因為狗沒用了，還因為狗居功自傲，動不動就欺君犯上。毛主席是個偉人，沒有他，就沒有新中國。和他比，我們都是無知的學生。我崇拜他，無論是作為領袖，還是作為朋友，我都忠於他，這叫做知遇之恩。至於我怎麼做，你不要管。以前不出，就在家好好呆著，現在出來了，也要夾著尾巴做人。像你總想著，把房子弄大一點、車子換好一點，到處顯擺，還有點出息沒有？女人！”

葉群還沒有從這些話中完全明白過來，林彪就下了逐客令：“你出去吧”。

1959年7月中旬的廬山，雖然依舊雲海飛瀑、層巒聳翠，好一個山光水色的清涼世界，但參加正在這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官員們，恐怕誰也無心領略和享受其美景了。隨著毛澤東 7月16日將彭德懷的信（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了他對1958年大躍進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看法）擬了題目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17日與會者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廬山會議開始由之前的“神仙會”1轉入了“鬥爭會”。

毛澤東是1959年7月1日上的廬山，當天便賦詩一首《七律·登廬山》：“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月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詩言志，尤其對於此時的毛澤東來說，每一句都透著由衷的感慨、自信和隱隱的霸氣。如果說前幾天回韶山（闊別三十二年）時寫的那首《七律·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更多是抒發一種英雄的豪邁和深情，那這首《七律·登廬山》則更多隱含著毛澤東政治上的思緒和志向。不過“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可不是心慕陶令，欲歸桃源，相反此句之旨與劉禹錫“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蘊含的那種氣度是暗合神通的。這兩首也可以說是解放後毛澤東最好的兩首七律（好於也很有名的《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和《七律·有所思》）。

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農業發展綱要十四條（修正草案）》，這實際是農業“大躍進”的綱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1958年8月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是發動、領導“大躍進”運動一次最重要的會議。它全面制定了“大躍進”運動的各項主要計劃，把“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發展到了頂峰。會後以全民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主要標誌的“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瞎指揮、浮誇風，給國家和群眾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通過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註：本次會議通過了一項關於毛澤東自己提出的不作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決定）、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第一次明確表示：我現在支持保守主義，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至於一平[平均主義]二調[對生產隊有些財產無代價上調]三收款[把許多農村貸款一律收回]，根本就是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會影響軍心的……什麼瞞產私分[一些基層社隊，為了逃避上級的徵調指標，隱瞞產量並把生產隊的財產分給農民、以個人名義保管使用。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說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叫他們這麼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如果你們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還有人說富隊會要搞資本主義，怎麼樣才叫資本主義？有人說富隊這個小行星要跑掉，不圍著太陽轉了。它跑到哪裡去？我就不相信。現在我們實行三級管理，三級核算，權力下放，承認隊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興，它沒有跑的必要2[毛為什麼欣賞鄧？由此可見一斑]）、3月25日至4月1日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曾當面對彭德懷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3）、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毛澤東會上發言：1月26日這個會是我建議開的，其原因就是1月上旬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他講武昌會議定的今年那個生產計劃難於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北戴河會議決議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後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沒有提出意見，我那個時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我就改了，我說不行了……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不掛帥不行。解除封鎖，與人通氣，觀察形勢，當機立斷，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前進……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我送了《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同志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編者注]看，你們看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氣4）、6月13日中南海頤年堂會議（再度縮減3月上海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產量和基建項目糧食要給本人……食堂自願參加，不願意參加可以不參加，這樣就主動了5）。應該說至少毛澤東、劉少奇等核心領導人，頭腦已然不那麼熱了，對經濟形勢和發展也有了一定的清醒認識。但是從40度的高燒降到38度，還是燒，如果不去“病根”、不加以持續有效的遏制，還有可能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