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一
作者：王哲
毛的这番话，除了明确了自己的接班人外，至少还表明了三点：第一，鄙人现在还不是名誉的，实际就意味着现在还是主事的；第二，刘是主持第一线工作，而并非主导、更不是主事第一线工作；第三，虽然我并不每天指挥，但我是指挥。所以即便毛1953年就提出了一、二线动议、56年邓小平任总书记、59年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是一、二线逐渐廓清、实施的重要节点。但实际重大事项最后的决定权，始终在毛手上，未失须臾。
另外，当蒙哥马利问毛：“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没做指定隔代接班人的事，邓小平居然做了，而且还做成了。这样的一脉相承、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本殆尽，文恬武嬉；意味着结党营私，权利交易；意味着一潭死水，万马齐喑。意味着矛盾加剧、世风败毁、民心颓散。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各省、地、县，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后，地方都在考虑尽可能让农民多留些粮食，于是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现象比较突出，方案一时难以确定。而京津沪三大城市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10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
陶铸，林彪为数甚少可以深谈的朋友之一，据在1959年至1965年期间，担任林彪秘书的关光烈说，林彪曾特别交代：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个老部下要来见他，不必请示，随来随见。林彪论武是粟裕，论文便是陶铸，其一篇《松树的风格》，立意高远，文采斐然，曾入选中学课本；一首七律《赠曾志》，其中“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已成名句。夫人曾志，是贺子珍的密友，井冈山时期，曾照顾过毛。陶在延安整风时，一度被关挨整，跟刘少奇、彭真有隙，又心直口快，故而文革伊始，被毛调入京城，成为排名第四的国家领导人。陶曾说：如果党内允许拜师，他拜毛主席没资格，但愿拜邓小平为师。文革中为让邓小平亮相，主导了著名的“换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像换成了邓的，加之对“文革”的消极言行，以“最大保皇派”罪名被打倒。之前，曾写信向林彪求救，林彪传条：被动、被动、再被动。终因毛意已决，无法挽回。被打倒后没两年，便抑郁病亡。陶铸的被打倒，和彭德怀被打倒一样，对林彪的触动和震动相当大，也因此对毛、对文革、尤其对江青的看法，同样有分水岭般的质的变化。详情后述。
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敏锐地感觉到人们有心结、气不壮。认为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并就如何打通思想做了明确指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由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做出总结，好坏经验都要总结。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交待清楚，向地方交了心，才能要求对方交心。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再局部后个人，也要讲。要把这次会议当成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鼓足干劲。就这样，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便确定了下来。
“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也许也是绝后的。他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不愧为伟大政治家的方略布局、借力用势、通达权变。请留意：毛的上述所言是就此大会，第一次的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而且，基本框定了会议的主题：一是交心，进而交待。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坦诚相见；二是讲错，进而认错，领袖向大会、上级向下级，坦承错误。前期是“交心会”，后期是“出气会”。
随即毛泽东沿京沪线南下，沿途考察了天津及华东几个省。其中通过毛泽东在天津同负责人刘子厚的谈话内容，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态度。毛说：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错误的后果，是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错误的责任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教训。
“七千人大会”的一波三折，出人意料，高潮迭起，首先是从大会极为重要的一项筹备工作、起草大会报告开始的。报告的中心思想是邓小平在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大会的准备会议上说言：“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总之，统一连带加强，主要是针对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全局观念而言，这是负责组织起草报告的书记处为报告定下的基调。
12月20日的讨论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周恩来提出的先讨论形势的做法，表示满意。并针对周恩来提出的需要集中统一的问题说到：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到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啦。
大会报告始终在刘、邓直接指导下，由专门精选的，以陈伯达牵头，有吴冷西、田家英和胡绳等十一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具体负责。其中刘少奇在指导写作时，对“秀才们”特别嘱咐到：不要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错了由政治局负责。
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晚11时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大会11日召开，当日下午刘少奇作此报告。毛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后，作了如下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指省委书记以上正在中央参加小型会议的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苏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从此批示，可以流露出以下信息：
1.只“看过一遍”，又“还没有细想”，就“觉得好”，逻辑上是不通的。
2.再加上“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就更说明问题了。
- “须”是“必须的须”。
4.特别明确了时间“10时”。虽然这不是毛唯一一次这样，结合时间和批示内容，还是有所微妙。
果不其然，就在上述批示的当天下午，毛又改变了主意。他召集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先开政治局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这个改变是一反常规的，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概也可以说惟“毛式”独有的。
毛就“七千人大会”，第二次审时度势后的决定，既深思熟虑，又颇有些戏剧色彩，但毫无疑问是关键而具有历史性的决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刘少奇对毛的批示和决定，既有所意料又出乎意料。刘无声中的不从、沉默中的坚守，体现了他的人格。
毛的这一决定，与之前第一次审时度势、顺势推出县委书记以上、包括大型工矿企业厂长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不同。此次是毛就“七千人大会”第二次审时度势的重要决定，但这次不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而是一反常规，乾纲独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反常规，先做了那样一个隐含着不满的批示？随即又乾纲独断决定将报告原稿先发给参会者讨论，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呢？
先说这份报告。报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集中统一问题，即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如前所述，召开这次大会的直接动因；第三部分是党的问题。
第二部分如前所述，毛是支持的。另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第110页中也记载：（1月10日）12时，（田）家英同志来谈上午小平同志同他们去主席处谈话的意见，主席认为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第三部分，毛还没有看到。如此，对毛来说问题出在第一部分，即“形势和任务”。
1月10日晨，当一宿未眠的毛泽东，终于看完了报告的第二稿。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一大口。毛凝思的眼神，透过这浓浓的烟雾，似乎在辨寻着什么，更是在思考着什么。在前几天（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省委书记以上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从李先念说的过去各地方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这一概括性极强又极具代表性的话里面，嗅到和感到了极大的危机和隐患。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百姓人人都有；（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毛油然想到了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这段话。
毛非常清楚，三年大饥荒，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对执政党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对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对毛来说，百姓有百姓之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尽快挽回危局，毛甚至默认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包产到户”。
官员有官员之怨。以前“以少报多”，是急躁冒进乃至“左”的表现，挨老百姓的骂；现在“以多报少”无疑是蜷收自守可谓“右”的倾向，又要挨上边的骂，当然现在是不宜再用“右”这个字眼的了。但是他们也只是挨骂，但绝少挨饿，更没有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