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五
作者：王哲
18日的會上，沒有安排周恩來發言。當他聽到彭真說的毛澤東也應該對自己錯誤負責，包括檢討的話，心裡不由一驚，隨即頓生敬意，繼而又不免有所擔憂：一是為彭真；二是為自己。周知道，彭真的這番話，肯定會迅速傳到毛的耳朵裡。以周對毛的瞭解，這種情況，別說正值國家經濟面臨極大困境、毛的威望和領導力正受到影響的非常時期，就是一般情況下，毛也不會馬上有所反應。
但想想59年廬山會議，毛對彭德懷算的歷史細賬，一樁樁一件件、一筆一筆那算得多清楚啊！連建國後“10年9次電話，1年不到二次”，都記得真真切切。說明什麼呢？說明毛“拉清單”，現在沒反應，不代表日後沒反應。到那個時候，恐怕在座的，附和的、沉默的（對毛來說也是默許），都得受牽連。想到此，周甚至生出對彭真的責怨，覺得也是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不過好在今天的會議，沒有安排周發言，周不說話也在情理之中，否則，還真不好開這個口。順著彭的話說，那就會大大增加毛的猜疑，搞不好會弄出“第二個彭”來。何況在座的誰都可以批評、非議毛，只有他周恩來不行！在毛心裡，周是什麼角色，倆人都彼此心照不宣。
放眼當朝，朱德，有名無職，基本已淡出權力核心。劉少奇，有文無武，黨務方面、包括北方地區的領導力方面，劉的權力雖已相當穩固，但在軍務方面、包括軍隊方面的人脈，雖然劉當過一段時間的新四軍政委，但一是時間短，二是想扶植的粟裕，因為58年軍隊反右傾，已被毛打入冷宮。而且毛對劉拉攏粟裕一直有所警戒（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此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1951年11月，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造訪粟裕）。鄧小平有文有武，是取代高崗，平衡劉少奇和周恩來，毛正著力培養的人，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林彪只是替毛掌管著槍桿子。至於陳雲、彭真、賀龍等，雖然也是位高權重，但並非舉足輕重。
只有他周恩來，既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聶榮臻、葉劍英有同事之誼，與林彪、徐向前、陳賡等有師生之情。又在上海領導過中央特科，與康生、李克農、陳雲等人有患難之交。還在留學歐洲期間，與朱德、鄧小平、李富春等人有砥礪之往。更有領導“八一南昌起義”，與賀龍、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建軍之功。還不算他擔任紅軍總政委、領導“軍事三人團”時，連毛澤東都是他的部下。再加上建國後長期擔任總理之職，國家經濟、政府事務等一把抓。在歷來講究資歷和人脈的政壇，周恩來，作為政壇常青樹、不倒翁，一方面在於他對毛的謙恭遷就、相忍為黨，另一方面也在於他的根基和實力。
“九一三事件”後，毛發動1973年末政治局會議批周、批林批孔、批水滸，都是針對周的，就是批鄧的右傾翻案，也是暗指於周。但周就是批而不倒，這固然有周忍辱負重、低首下心、誠惶誠恐、不斷認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正如毛自己所說：他現在買我的面子，他是不贊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對，他反得很精明，他在黨、政、軍中有基礎，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劉少奇、鄧小平基本上同路人。“（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包括周去世後，毛還在說：總理是反對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還是老的，都聽他的。擁護我，高呼我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無法彌補的。
明知周反自己、反文革，明知鴻溝無法彌補，但也不能像拿下劉少奇那樣拿下周恩來，不是毛不想，是不能！為什麼？因為毛很清楚，自從他自斷臂膀，釀出“九一三”後，軍隊無論是紅軍時期的三大山頭：一、二、四方面軍，還是抗戰時期的115、120、129三個師，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四大野戰軍，真正毛自己的人馬已經凋零不堪。尤其整肅林彪的“雙一”，等同於自己削弱自己。此時，毛已經既無力打掉周，也無力挺舉江青、張春橋等人。最終不得不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給華國鋒出任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知道：拿下總理，黨會分裂；江、張主政，國將大亂。此是後話。
有人說，58年毛反“反冒進”時，就想動周，即拿下周的總理一職。其實這念頭也就是在毛腦子裡閃了閃而已。至於說鄧小平代表其他領導人合議後，不同意周辭職並報告給毛，並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毛根本就不想動周，也不能動周，否則無人牽制劉少奇，就會打破政治平衡，就會自亂陣營出問題，這一點毛非常清楚。
當年評銜時，劉少奇力推粟裕為元帥，周恩來則力推陳毅。為什麼最終陳毅成了元帥？並不是毛給周面子，是毛不給劉染指軍隊的機會。對毛來說，那是一次真正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首先，毛知道周恩來天生不是“帥才”，也沒那個當“帥才”的野心，或者說開始也許還有，之後隨著共產黨的壯大和鬥爭的日益複雜殘酷，漸漸讓周對自己有了清醒的認知和清晰的定位。正像他自己在延安整風檢討時說的：
“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瑣行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育，更增建了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
“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打戳破自己和人家的痛楚，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後，乃至西安最後一電）。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期）”。
應該說延安整風時，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主義的幫兇”的周恩來，在當時緊張嚴厲的氛圍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但上述周之言，也道出了周性格及為人上，一些本質的東西，且這些與生俱來的品性，作用於周的一生，也注定影響了中國。
其次，劉是毛公認的接班人。對於深諳歷史、且時時事事以史為鑒的毛，非常清楚歷朝歷代接班人的心理和情態。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宋太宗的“斧聲燭影”等，之所以能夠成功，而且還能社稷有成，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自身的能力和實力使然，尤其是對軍權方面的把控，“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嘛。臥榻之側，他人酣睡，至多也就是吵了點兒，身心不難麼舒服罷了。而一旦槍桿子、刀把子，握在別人手裡或有別人染指，那就關乎性命。所以，建國初期，劉兼任了短期軍委副主席後，就被毛徹底清逐出了軍界，一直到死，再沒和軍隊沾過邊兒。周也如是。
再有，相比於粟裕的沉默寡言，或者“蔫人出豹子”（參見之前所述粟裕三件“先斬後湊“之事”），毛更喜歡陳毅的直率和外向，即毛一眼能看到他的內心，儘管陳毅歷史上反對過毛。但政治重要的是對人的把控，而不是受制於自己的好惡。
對於周恩來來說，既然順著彭真的話不可行，那麼就要仔細斟酌怎樣反轉彭真的意思，當然如果能在反轉中，為彭真緩頰一下更好，畢竟周還是從心底裡欽佩彭真這種“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正直和勇氣。
在周恩來看來，現在毛已然認識到了自己的過失，最主要的應該是就事論事，把該澄清的、該糾正的、該確定的做好。而不宜輕易再針對什麼人、包括毛，惹起人事方面的糾紛或爭端，從而轉移主要矛盾、耽誤主要工作。總之還是要息事寧人，相互理解，統一思想、步調一致，大家擰成一股繩，克服眼前的困難，走出困境。這個時候，需要大家、特別是我們這些領導人的凝聚力，一些容易引起臆想失和、節外生枝的言論，要儘量少說、不說，比如彭真的這番話，就有些不合時宜。
另外，此時正處於政治敏感期。言論稍有不慎，輕則會引起毛的不快，重則會導致毛的猜疑。而一旦被毛猜疑上，那就等於上了黑名單，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災禍臨頭。所以明天的發言，於公於私，還是要對彭真針對毛的那番話，有個表態。這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黨、對國家負責。
當晚，周恩來一邊斟酌著自己第二天的發言稿，一邊等著楊尚昆跟毛彙報後的結果，並特意囑咐秘書，跟楊尚昆辦公室打個招呼，楊從主席那回來後，及時告知一下。也就有了前邊周打給楊的電話。
周、楊通話雖然很短，但內涵豐富，最主要對周來說，想知道都知道了；對楊來說，想說明的，也已經說明了。這就是政治，在似乎也必定是客觀陳述中，把彼此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腹內之語、心中所想，都清晰而現，又不動聲色，更滴水不漏。
所以中國的政治家，乃至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和影響的東方政治家們，都修煉成幾乎同一個表情：面沉似水，即所謂喜怒不形於色。當然不是什麼“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般清澈乾淨的流水，而是給人感覺深不可測，毫無漣漪的一潭死水，久之，就會變為一灘臭水，並終成泥沼。
這時的毛澤東，以其現在的權力和地位，除了他故意為之，已經不需要再壓抑自己或戴上面具裝扮給誰看了，盡可以直抒胸臆而無需顧忌。所以，楊尚昆在電話裡對周說：主席看完簡報，微微笑了笑，什麼都沒說，沒有最新指示。對周來說，“微微笑了笑”，就是最好的指示；“什麼都沒說”，便盡在不言中。至於楊特意補的那句：“我出來後陳伯達同志進去了，您要不再問問他吧？”對深知毛的周來說，已經不重要了。“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周順手把這句寫在了紙上。
“錦上添花的事情讓別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這是晚年的杜月笙總結自己從一個“大字不識一籮筐”的小癟三，成為當時上海灘乃至中國威風八面梟雄的成功秘笈。當然，光有秘笈還不行，重要的還在實施，於是杜月笙又說了這句話“人活在世上要靠兩樣東西，膽識和智慧”。是的，“雪中送炭”，孤身而進，逆水行舟，必需要膽識和智慧！如此，“送”的才會有價值、有回報、有意義，才能實現“送”此“得”彼、“舍”此“得”彼的目的。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周在文革中的這番慷慨決絕之辭，眾所周知。此時，大概周把“上林”，當成了“虎穴”，當然不是去“打虎”，而是去“送炭”。周第二天如前所言的那番講話，比後來飽受官方抨擊的林彪的“護主”發言（1月29日在大會發言），提前了十天。周的發言，針對的是彭真；林的發言，針對的是劉少奇（1月27日的口頭報告）。雖然從發言字數和內容看，無法與林相提並論，但這只是形式上“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本質無二。只不過一個可謂是點到即止、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一個更像是慷慨激昂、旗幟鮮明的扈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