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六
作者：王哲
政治舞台上，每個人物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有些人自知或半自知，有些人不自知。有些人始終這樣，有些人時此時彼。圍繞著彭真對毛澤東的“非議”，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包括毛澤東，都有所表現。不同的表現，就構成了永恆的政治。
作為負責會議統籌總管的楊尚昆，有負責將包括每天每人發言和討論的情況簡報等都要及時報送給毛澤東的責任。同樣，作為毛四大秘書（另外三位是田家英、胡喬木、江青）之首的陳伯達，也有把參加會議情況及時上報給毛的職責。如前所述，楊尚昆從毛那裡彙報而出，正好陳伯達要彙報而入。
陳伯達，書生本色，私心過甚，此正與田家英相反，田亦是書生，然公心極重。書生最大的特點，並非書生意氣、自視清高，或按書索驥般機械型、直線性的思維及言行，而是難以掩飾，難以掩飾其心、其思、其行。所以，真正的書生，難以從政，尤在中國。即便從政，要麼做“提線木偶”，要麼是“出頭椽子”。“提線木偶”者，謹小慎微，畏手畏腳，多被人所鄙；“出頭椽子”者，理直氣壯，寧折勿彎，易為人所用。或曰：取二者間，豈不妙哉？言雖不謬，然能此者，已非書生，實政客矣。故書生者，要麼可憐，要麼可嘆，非此即彼。
書生最大的特點，決定了其適合在領導身邊做秘書性質的工作。或者說高明的領導，一定會首選真正的書生在自己身邊。都說忠心第一，但忠心會因時因事隨時可變，如“文革”中，不少領導都吃了被秘書“揭發”的大虧，如黃永勝的秘書。有些還有著多年情分，如張聞天的秘書。所以，心思可變，本性難移。高明的領導擇人，便是以其的本性甄定，而不會在意其私心大小，大私可大用，小私可小用，無私不可用（看似無可挑剔，面面俱到者，慎用）。惟恐其深藏不露。深藏不漏，就可能蓄勢待發，或隨時後院著火，而又“家賊難防”。
看看毛澤東歷任主要秘書：李韶九、古柏、周小舟、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徐業夫、張玉鳳，包括江青、李鋭（兼職），學問大小暫且不論，都是不善也不敢掩飾自己的人。陳伯達在“文革”中，即便位列國家第四號人物，亦自嘲為“劉盆子”。只是這位還自稱是“小小老百姓”的人，在“文革”中從大紅大紫，最終走向身敗名裂。且其書生本性，還直接影響了林彪，雖未必導致了林彪的政治結局，但畢竟讓林彪從“善用兵者隱其形”變成相反。據邱會作說：“1970年底我聽葉群說，文化大革命這幾年林總有三次失誤，是聽了三個人的話：一是聽了葉劍英的話，允許軍隊院校‘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二是聽了楊成武的話，整了賀龍；三是聽了陳伯達的話，廬山上帶頭打了張春橋。”雖然其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探析考證，且外因終究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但“九大”後，很大程度上私心作祟的陳伯達對林彪影響力的日漸增大，還是有據可查的，此為後話。書生誤事誤國，自古有之，最典型的就是輔佐建文帝的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最終把建文帝政權輔佐沒了不說，連人都下落不明。
《陳伯達》王哲（如石）
諳君諳史不諳身，本是書生強做臣。
及至自稱小百姓，還有幾分百姓魂。
陳伯達把彭真在會上說毛的那些話，如實報告給了毛。毛聽罷，深深地吸了口煙，說到：每個人都有一張嘴，就像現在，我選擇抽菸，你選擇不抽，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力，也有表達的權力。軍事上的勝利，靠的是開戰；政治上的勝利，靠的就是開會。會場就是戰場，你也應該知道，我們黨打倒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王明、高崗、彭德懷，都是在會上戰勝的。這次大會很重要，我當然要講話，但講什麼，我還沒想好，多聽聽人家的，有好處。你說對吧。
陳伯達說：主席說得對！我只是覺得如果說到責任，說到檢討，一直在一線負責的劉少奇、陳雲、周恩來等人，相對您來說，責任更直接、應該先做檢討。他彭真這麼說，至少有些譁眾取寵，目的不純。
毛聽後，用夾著煙的手擺了擺說：理似乎是這麼個理，但不能這麼說。我剛才說這個大會很重要，其實何止是很重要，應該說是至關重要。因為從大家反映上來的情況看，表面上是地方不那麼聽指揮、聽命令了，實際上是反映出我們的中央權威、領導力出問題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出在哪？地方上的同志為什麼會對我們的權威和領導力，產生疑慮甚至動搖？如果不搞清楚，將來積重難返，會出大問題。
所以開會伊始，我才決定把你們搞的那個報告，乾脆去掉，不要先入為主，不要以我們的意志為意志。我們掉個個，以地方上的同志為中心，把他們的想法說法彙總、統一，作為我們報告的主要內容，這樣我們才能不僅可以解決問題，更主要的還要保持和強化我們全黨上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士氣和勢頭。
你要知道，做事容易做勢難。蔣介石佔領了我們延安這件事，似乎並不費力，但結果呢，我們僅用了三年，就奪取了他的政權。為什麼？就因為他蔣介石只是做事，而沒能做勢。勢是什麼？勢是民心，是趨勢，是發展，也是一種規律。你是寫文章的，總曉得提綱挈領吧，勢就是綱，綱舉目張。
我是向來喜歡在“勢”上做文章的，有時做得好，有時做得不那麼好，多數還是好的，否則我們也走不到今天。鄧小平是做事的，這也是八大時，我力主他當總書記，也就是副帥的緣故。當然總理也是很能做事情的。
陳伯達從毛的菊香書屋出來後，心情很愉悅，覺得毛今天跟他說了不少心裡話。作為跟隨毛多年、且身為秘術之首的陳，算是頗為瞭解毛的。他覺得今天毛說的這個“勢”字，非常重要，由此甚至可以破解和領會之前許多毛的說法、做法。但更重要的是毛提了鄧（小平），也提了周（恩來），但是沒提劉（少奇）。這或許意味著什麼？是什麼呢？陳想大概一個負責黨務，一個負責政務，都是做具體工作且也都能幹，也許毛指的就是這個吧。
不過最終，陳伯達還是想到了，他不過是專門彙報彭真會上非議毛這一件事，毛卻漫談式的跟他談了不少，這是毛對他這種做法的一種肯定。是的，以他對毛的瞭解，應該八九不離十。想到此，陳伯達不覺有些激動甚至興奮。他讓司機停車，說他自己走回去，司機只好慢慢跟著他。1月，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時候，陳走了幾十米，還是鑽進了車。
第二天，根據發言順序，周恩來發言時說了前述那番暗批彭真的話。陳伯達當時心裡既為之高興又有些沮喪。高興的是，反駁彭真，自己並不孤立，而且還是總理打頭炮。沮喪的是，這頭功也白白讓總理搶走了。不過好在，總理的發言還比較含蓄，正好給我的發言做鋪墊，我可以順便放開說了。
儘管周恩來之後，鄧小平的發言，婉轉地象徵性地支持了一下彭真，緩和了一下氛圍。但此時的陳伯達，已然蓄積全力，拉開了滿月之弓，直射向彭真。彭真聽了陳伯達的那番話後，感到問題嚴重了，不得不趕緊做瞭解釋。
從重組報告起草委員會，進行談論開始，劉少奇每天主持會議，不敢稍有懈怠。劉心裡清楚，毛對第一次主要由他指導起草的報告，是不滿意的。這不滿意，不是因為給毛審閲的時間有些緊迫，而是他在指導寫作班子時說的一些話，即對問題、對困境不要有顧慮和遮掩，要“竹筒倒豆子”、你們儘管大膽寫，出了問題你們不用負責等等，毛聽了難免不太舒服。尤其是在劉這番話的鼓勵和指導下，報告中對當前形勢，描述得有失黯淡，這肯定與毛的一貫看法和想法相違。
這一點，毛雖沒有跟任何人有所流露，甚至當陳伯達向毛反映，劉少奇鼓勵他們寫作班子“竹筒倒豆子”、不要保留時。毛認為這也無可厚非，事實嘛，總是可以說出來的，尤其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
不過1月6日，毛寫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霧，八十一番弭大災。
僧受折磨知悔恨，豬期振奮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哪怕妖精億度來。
1月12日，毛覆信康生：“近作詠梅詞一首（即：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是反修正主義的，寄上請一閲。並請送沫若一閲。外附陸游詠梅詞一首。末尾的說明是我加的（指1961年12月27日，毛批示內部印發他寫的《卜算子·詠梅》時，對陸游原詞作的說明：‘作者北伐主張失敗，黃帝不信任他，賣國分子打擊他，自己陷於孤立，感到蒼涼寂寞，因作此詞’）。”
“詩言志”，詞感懷，解放後毛的詩詞，政治性基本都大於藝術性。從上記一詩一詞、特別是“毛批示內部印發他寫的《卜算子·詠梅》時，對陸游原詞作的說明”中，我們還是能夠清晰而深刻地感覺到，毛內心對待困難的態度和意志。我們甚至可以推想到，“作者（陸游）北伐主張失敗”與毛的“大躍進”失敗（儘管毛嘴上不承認）；“黃帝不信任他”與劉少奇等人對他的懷疑；“賣國分子打擊他”與國際上赫魯曉夫等人的攻擊；“自己（陸游）陷於孤立，感到蒼涼寂寞”與毛當時的內心感受。對毛來說，彼時的陸游，或許正是此時的自己。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所以才有了毛的《卜算子·詠梅》題序：“讀陸游詠梅詞，反其義而用之”，才有了“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等奇絶清放瑰拔之句。
將毛的詩詞回歸、還復於現實，那就是毛擷取、關護和強化的是他認為的那個“勢”。而毛澤東的這個大勢之“勢”，與劉少奇的那個形勢之“勢”，字同而質不同，質同而時不同，一個指事態之勢，一個指事業之勢；一個是短期之勢，一個是長遠之勢；一個重視戰術，一個放眼戰略；一個力求務實，一個偏於理想。其實真正的好勢，正應該是二者有機的融合以及由此而得的平衡。“七千人大會”空前絶後的成功，就在於此。
陳伯達發言後，劉少奇作為會議主持人，說了一段如前所述，言有所指、語氣頗重的話：主席歷來提倡多謀善斷。有些話是在醞釀中對我們說的，但是有些人把話傳得太寬。這段話來自《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既非原話，亦無出處。
推測作者原意，應該是劉少奇為保護彭真而發聲，應該是批評有人在毛面前搬弄是非，比如陳伯達這樣的，事實也當如此。而不應該是有人傳言毛的話。何況依據當時的任職和排名，七名常委（毛、劉、周、朱、陳、林、鄧）之後就是彭真。可見作者為避開敏感內容的閃爍其詞乃至生搬硬湊，令劉的這段話，成了句意割裂、難以通順和理解的游離之語。
雖然現在尚無法得知劉少奇發言的確切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劉的這番話，不會針對陳伯達，否則以陳現在“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的“罪臣”之身，盡可直書其名而無須避諱。既然只有周恩來和陳伯達，兩個人對彭真非議毛的的發言，提出了異議。那麼劉少奇的一番話所指，便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