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四

作者：王哲

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是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建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场合上，指名道姓点明毛错误的，只有二彭，即彭德怀和彭真。彭德怀是当着毛的面说，彭真虽然没有当面，但是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前赴后继的说。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杨尚昆作为负责会议统筹，要把包括每天每人发言和讨论的情况简报等都必须及时报送给毛泽东。而像彭真这类敏感重要的发言内容，不可能不如实向毛禀报。当毛泽东浏览完他交的简报，又听了他的汇报后，那微微的一笑，让他心里感到一丝凉意。随着秘书报告主席，陈伯达求见，杨就势告辞。

刚到家，周恩来的电话就到了，周问主席对今天的讨论情况，有没有最新指示？杨尚昆心知肚明地说：主席看完简报，微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没有最新指示。我出来后陈伯达同志进去了，您要不再问问他吧？

周恩来答道：好的，谢谢你！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

接着邓小平发言到：我们到主席那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然后陈伯达发言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朱熹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听了陈伯达发言后，做了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可以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根据《杨尚昆日记》（下）第114页：

“1月18日，下午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讨论报告，发言的有：（宋）任穷、乌兰夫、刘澜涛、彭真，由3时开到7时，明天继续。8时半到1时，听各组汇报。”

“1月19日，3时到7时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结束，发言的有（李）先念、陈云、恩来、小平、伯达。”

18日彭真的讲话，各方面回忆录、书刊文章是确定的。现在很多书刊文章，都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讲话，或是明确、或是用“不久”“然后”等虚词，放在了18日，也就是和彭真讲话的同一天。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赞扬彭真、邓小平，贬损陈伯达，保全周恩来。

从周恩来的发言，不难看出，虽然周没有像陈伯达那样指名道姓地指责彭真，但很明显针对彭真对毛的说法，在为毛推脱，而且起到了带头作用。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在彭真为自己辩解后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然后一声：散会。便结束了当天的会议。

 从刘少奇和彭真的对话，反映出当时高层政治生态的恶化，暗伏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通过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毛泽东已隐约感觉到了与刘的分歧乃至矛盾。只是对其走向，双方都还没有清晰的认知。但刘此时的心态，毫无疑问，越来越引起毛的疑虑。

 几乎在陈伯达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那里的同时，刘少奇也把彭真叫到了中南海西楼，即刘少奇的住所。

中南海从南到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批判后搬出）住在甲区。此外，为便于毛的工作，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甲、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丙区的不能随便到甲、乙区，乙区的也不能随便到甲区。可谓海内丙乙甲，比邻若天涯。一墙之隔，已然两个世界，一区之别，又有不同尊卑。森严等级，无处不在。常说“侯门深似海”，而中南海，有侯更有君，正是“庭院深深深几许”！

刘少奇所在的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是刘少奇的住所，偏西边的楼是朱德的住所，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场地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原色木地板。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这次“七千人大会”结束14天后、几乎与“七千人大会”齐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刘少奇一见彭真，便说到：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吧？

彭回答说：知道，就是今天会上我说的那几句话嘛。

刘微微一笑说：你呀，比那个“谭大炮”（谭震林）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比他要勇敢和有的放矢得多。不过，主席这个人你也知道，有些话当面直接跟他说，更好。否则难免那些“歪嘴和尚”跑去“念经”。

彭接过话说：是啊，歪嘴和尚防不胜防。不过我是在会上说的，这么多人在，还能歪到哪儿去？我的性情主席和大家也都了解，当年在延安我是发自真心第一个喊他万岁的。现在由于他的决策失误或者说是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我现在也是发自真心希望他能认真反思一下，吸取教训，也给全党做个榜样，做个交待。这样，您和我们大家的压力，也能减轻许多，今后的工作也更好开展。

刘说到：你想的不错，但毕竟还是一厢情愿啊。而且，你以为在别人心里，你只代表你自己吗？你我都知道，主席那个人，天性就多疑。只怕是传话者有意，听话者更有意啊。

彭说：少奇啊，说实话，虽然您一直名义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但大计方针哪个不是主席拍板决定，您不过是第一知情者、第一执行人，有时连第一知情也未必。国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基本都认识到是我们政策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些政策是谁领导制订和决定的？

我刚才也说了，如果主席不做一个检讨似的表态，党内党外，对您会怎么想？你们两个主席，总得有一个站出来，对大家有个说明也好交待也好检讨也好，让主席出面也是实事求是嘛。您这次还真不能替他出这个面、表这个态，否则今后会很难开展工作，一个是下面的同志心里会有疙瘩，因为这几年下面的同志心里确实有很大的委屈和工作上的艰难；另一个是这次不让主席当众郑重的表个态，今后他难免还会心血来潮，急功近利，独断专行，这样让他今后也有个自我约束。

刘说：我刚才不也说了嘛，你想的不错。我是都能理解，主席这个人也肯定能理解。但你是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站在我们的角度，没有站在主席的角度。你现在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你觉得让他当众表你希望的那个态，以你我对他的了解，他会情愿大于不情愿，高兴大于不高兴吗？当然，我们也只能是推测，他要是不想让我们看出来，谁也是看不出来的。

国家现在可以说是到了紧要关头，我去年回老家那次调研，真正震撼到了我。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说，跟解放前差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解放前。主席、包括我们的想法再好，但客观上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别说道歉，就是引咎辞职也不为过。当然这话就你我说说罢了。

说实话，在今天这件事上，本来我还想提醒提醒你，今后别这么冲动。现在看来，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更需要的是敢于担当。老战友啊，我支持你！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也许明天有人会针对你今天的发言，有所指责，你对此要有个心理准备才好，我当然也会相机而行的。

刘少奇对彭真说的这番话，确是发自真心。作为同一山头的一主一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二人同心”，才能“其利断金”。作为一派之掌，呵护自己的手下，尤其又是左膀右臂，乃责无旁贷，何况最终呵护的也是自己。

但当刘少奇看到彭真所言，已超出了山头、派系之见，站在党和国家的全局角度，直言犯上、不计得失时，在感到一丝惭愧的同时，既为有这样的属下高兴甚至激动，内心也涌出一种使命感。另外，觉得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再屈忍畏缩，不敢担当，恐怕将有损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这更大为不妥。总之，刘少奇说出了上述那番由衷之言，不如此，也许就不成其为刘少奇。其后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在“西楼会议”上的发言，都显示出了刘作为一位时代所赋予的领导者的勇气和责任。

但真正“成大事者，忘我而行”，这个“忘我”，就像李世民，“忘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是自己的亲兄弟，杀之而得皇位；就像刘邦，“忘了”项羽要烹煮的是自己的老爸，求其分一杯羹；就像朱元璋，“忘了”为自己打下江山生死弟兄，残害开国元勋；就像邓小平，“忘了”自己写的“永不翻案”，终以三落三起。 所以，准确的说不是“忘我”，是“望我”，不是把自己忘了，相反，是只认准自己、只相信自己、只为了自己，“宁可我负天下，毋使天下人负我”。那些在紧要关头，还爱惜羽毛，寻思着、惦记着、顾忌着自己的名和利，就像刘少奇，在毛最后一次召见他时，还想着自己一个人承担罪责，保护其他人（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此话正说中毛的下怀，在毛看来，刘是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把人们对文革的怨恨都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那么，“杀君马者”，非“道旁儿”，而正是自己。“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者，在其有道，若无其道，何以制之？故道者，御人也；御人者，无道也。大概这就是毛所以为毛、刘所以为刘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