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
作者：王哲
如前所言，5月份的中央会议，算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同样在这个会的会议期间，8日，毛在主持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了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毛的这次自我检讨，是三年灾害后在党的高层会议上的首次检讨，应该说也是真心实意的检讨。这和半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上的自我检讨有本质不同，虽然都是寥寥几语，这次是主动的、满心真诚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则是被动的、半真半假的，也就是说，是策略性的。后予详述。
12日，毛在中央会议上，又提到了庐山会议。毛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并说：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5毛这样说，也为半年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除了彭德怀，其他人都可以平反作了引子。但后来当平反渐多时，想必毛又冒出了私心，觉得人情尽被刘掠去，愀然变色，横加指责和阻止。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主要还是粮食、市场、工业等方面，继续强调纠“左”并进一步降低了工业生产和建设指标。但会议期间，有三件跟会议本身没什么关联的事，却对中国未来的政局乃至历史，影响深远并增加了诸多的变数和色彩。
第一件事，8月29日，林彪在报告中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须读的文章。为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6
这就是后来几乎人手一册，乃至现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能背上几句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林彪折戟沉沙后，批判其“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改革开放后，又有了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相比之下，还是邓的最接地气最靠谱，当然那个时候容易摸到石头，主要是“水浅”，跟邓大人身子不高没关系。后来的“三个代表”几乎成了“三个代婊”，“科学发展观”几乎成了“作壁上观”（人被架空，政令难出中南海，只能看着人家玩儿）。现在则是“权力不离手，发展不离口。敢问向何方？一带一路走”。
第二件事，是会议期间，毛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7
这就是毛自谓的三七开，但这是“文革”前的自定义。“文革”一节，无论毛主观如何，客观上给国家、民族、社会和国民带来的灾难，必然会对其三七开好坏的增减有所影响。至于哪个多那个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本身。林彪一夜之间从第二位人成了头号鬼，至今尸骨难回，身败名裂，不就是坐了一次不坐做的飞机吗？！但不要以为那只是一种偶然，世上从没有偶然发生。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的提示，也是必然的开始，更是必然的继续，偶然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但无法改变其人生之人。
第三件事，9月9日，毛泽东作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8李进，即江青。
这首诗的意义，不光是后来成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借用的政治道具。同时，更表明了毛当时一种心境或者说心态。当时国际关系方面，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样虽然使得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中苏根本矛盾依然无解，阴霾仍在。中国仍被挤压在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中间，国际战略空间依然逼仄。国内形势方面，虽然持续加大对“左”的纠正，但农业生产的时序性，无法立竿见影，粮食危机依然严重，同时，连续几年国民生活和经济惨状，令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残失，激情消减。总之，社会的客观现状和人们的主观思想，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暮色苍茫”、“乱云飞渡”。然而毛泽东的性格和经历以及其强大的意志和思想，注定了越是艰险越向前，即“看劲松”、“仍从容”。他相信，最终只要能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能知错就改加倍努力，一定可以战胜眼前的困难，实现伟大的目标，那就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三年大饥荒令毛心虚，但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方面。所谓不吃红烧肉，更多是那些人的杜撰和臆想。七千人大会可以说从一开始，毛、刘之间就不很和谐，为其后随着进程的发展，二人矛盾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一生都在追求“无限风光”的毛泽东，面对国家恶劣的经济境况，表面上的“乱云飞渡仍从容”难掩尚有其虚的内心。9月16日会议结束的当天，毛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改稿）》时，删掉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句子。第二天，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时，删掉了“用毛泽东思想”句子。删改后，毛轻吟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诗经》中的《裳裳者华》，意思是：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君子要随机应变而屈伸进退，才能无不得其所宜）。
之前不少名家发文说毛在三年（1959～1961）大饥荒期间，与民同苦，毅然不吃其最喜爱的红烧肉了。在199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393页中，有图片记载“1961年4月26日，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菜、西菜汤计划”，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第395页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想，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肴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列出了这些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肉的膻味。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这一特点，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琅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
第396页中说：“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姲、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汤有：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
第398页中说：“1963年，毛泽东决意与人民同疾苦度难关，对工作人员提出新的三不主义，其中便坚决强调‘不吃肉’”（注：另外两不是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旧的三不主义是毛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立下的：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琐碎之事）。
201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年谱》（4）第472页中，根据毛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1960年10月，毛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渡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汪东兴的回忆是，1960年12月，毛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
其实作为开国之主，尽可以这样矫情的说、矫情宣布，也尽可以这样吃、这样喝。这就像“九一三事件”后，毛对被收监起来的黄、吴、李、邱，在生活待遇方面批示的那样：“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也有资格吃好，我们应当给他们吃好”。1令人遗憾、痛心和不齿的是，时至今日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念私利，倚仗自己是亲历者、知情人，对历史随意编造曲解，布下种种迷阵，使后人难得其真、难诫其训。其所作所为，不亚于为虎作伥而遗患后人，其行可唾，其心可诛。
不过一叶之障，焉遮泰山；一滴之墨，岂浊清流。此刻，仿佛听见历史在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9月22日，毛泽东为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同熊向晖（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等人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其后在会见蒙哥马利，回答他问自己的继承人时，更明确说了：“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还有，当蒙哥马利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时，毛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