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33)

第十六章 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1．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很年轻，而在“后楼”工作的都是些党内资格很老、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所以在参加开会时，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

对于这个调动，老实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领导干部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这当然使很多人感到高兴，但也必然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喜欢搞特殊化的领导，他们总感到坐卧不安。

田家英对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个特点，从来不诿过于下属。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有时候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有迫不得己的原因。他那时也坚决主张“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那边去了。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林克告诉我说，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再作出什么批示。

 

2．后楼研究室

 

最开始的时候，各地（包括各大区和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由秘书室来处理的。后来中央办公厅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方案。而各地给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则仍由秘书室处理。由于这个机构设在中南海的后楼，所以就习惯地把它叫做“后楼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正式的名称。它也没有设立主任，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例如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总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级别很高的干部。各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杨尚昆或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

1963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分配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他原来是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杨尚昆就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然后就实事求是地汇报说，没查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杨尚昆对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后，陈麒章还一直是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情况反映》就是综合组搞的，由陈麒章负责。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协助他搞《情况反映》，一起工作的还有王青林和一个姓罗的记者。当时《情况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和向中央综合汇报各地关于农村的情况，因为那时农村的工作是影响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时对农业是抓得很紧的，其他方面关于工业，文教的东西他不大看，关于农业的情况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我们都要及时汇报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的，具体的批示好像不多。

 

3．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1963年的6月，中央办公厅组成了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我参加了去冀东唐山地区抚宁县的工作组。王光美去的桃园大队就在我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党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我们从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都传到中南海里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那些东西马上就全部躲藏起来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样。

我们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问的了解，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价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而且这种情况在小队里面还好点。因为那时庄稼收上来以后，都是放在谷场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后由队里的十几户人家自己去认领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较困雏。可到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后，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话，就方便多了。可这些事情你别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在队里一发动，马上就会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来，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次的群众运动，首先站出来的一定是这些“勇敢分子”。这些人平时比较活跃，但他本人的表现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偷鸡摸狗，搞个“破鞋”的都有。运动一来，首先起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掌握政权，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而王光美她们在桃园大队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组几个月都不进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联”，挨家挨户地摸情况。当时我们听到这种做法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没有这个必要嘛。你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情况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们没有多加理会。后来刘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时候我们才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刘少奇这些人，虽然是极力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尤其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时候，那他们搞起阶级斗争来是绝不含糊的。这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实行“资反路线”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可到“六四”的时候竟然动用军队来镇压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尤其是来自党内的高层。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称之为“形左而实右”，道理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毛主席主张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的。而刘少奇他们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地对准着下面的群众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格局就此形成。

 

第十七章 《评李秀成自述》发表的前前后后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在吕集义的书里，他把李秀成在囚笼亲笔写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书里面。“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后来被曾国藩家里的人带去了台湾。这些照片是曾国藩的家人在逃去台湾之前拍下来的。此外，我还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在当时，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个人可以说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权威的人物了。他们对《李秀成自述》写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述。其中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我看了罗尔纲的书之后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在书中是把李秀成当作农民起义的了不起的英雄来歌颂的，而把他向曾国藩写的“自述”说成是曲线救“国”，说他是像三国时候姜维一样的向敌人“伪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就断定这个家伙是已经投降变节了的。你作为一支军队的统帅能假投降吗？你这么做，那么多的部下不都是跟着你一起投降了吗？那还有什么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况且李秀成还在他的“自述”里面向曾国藩献计，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还在抵抗的作战部队。而且他所献上的那些计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明明是一个变节者的自白书，为什么罗尔纲他们要那么曲加解说呢？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1963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文章写出来了之后，我是打算向《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因为这个杂志当时是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书室的同事讨论一下，却找不到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于是，我把文章拿去给田家英看了，因为一方面他对历史有兴趣，同时他又是我的领导。田家英说，他也没有时间仔细地看，就让我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他说了一下。田家英听了之后没有反对，说写得挺好。后来有人说文章是田家英指导我写的。其实不是，他当时并没有给过我任何指导。后来我还听说了，田家英私下里对《历史研究》的人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怎么样，叫他们先不要发表。据说，黎澎当时对田家英说：像戚本禹这样的文章，我们不发，别的地方也会发。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田家英要这样的表里不一呢。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让我写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也有人把我的这篇文章，和后来文革运动中抓“叛徒集团”联系在一起。尽管从后来的客观效果上讲，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但是就我当时所处地位来讲，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的。这完全是我自发写的。要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我只是联系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的背叛。而我对叛变革命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

文章寄出之后，我就随中央办公厅的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冀东搞“社教”的试点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乡村，那里连邮局都没有，也看不到报纸。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人民日报》登的新出版的《历史研究》目录，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北京已经连续开了好几次会，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当年的9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净、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北京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还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我的文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期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筝）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贵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优（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奉（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很多读者都是从《北京晚报》的报道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读者都不知道我这个作者是谁。在争论中，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往的中央办公厅也是这样。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对我的观点很反感。据说罗尔纲看了我的文章之后气得跳脚，说我毁了他一生的研究。而当时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是不容讨论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对的观点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干预争论了。

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责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导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傅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基本是一边倒的，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这关系对太平天国、对革命先烈估价问题，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周扬还批判我的文章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

我的文章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丁守和与执行主编黎澍同意发表的，所以在会上就有人责备、埋怨《历史研究》不该发表这篇文章。黎澍辩解说，戚本禹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经过田家英看过的。周扬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响，周扬在会上提出几个办法，一是中宣部先发一个通知，让各地不要再转载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刘大年写一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历史研究》发表，以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态度；三是在刘大年文章写好后，史学界开一个讨论会，会后要公开发布消息，表示史学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观点，以正视听。

果然，在中宣部开会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涧、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是一边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调子还很高，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会后他们写了篇报道送中宣部审定。

对我的文章的批判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而我这个文章的作者却一无所知。这也难怪，我自参加工作后，只写过一点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小文章，没有正式参加过什么学术讨论。所以在学术界是毫无声誉，默默无闻的。中宣部和学术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个也不认识。就连同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当时也不认识（关锋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我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学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组织批判我的文章，进而动员史学界的名家对我搞大规模的围攻，当然就不必通知我这个文章的作者了。周扬这些人在文革后宣传人权和人道主义很积极，可他们当年却好像并不尊重一个被他们批判的无名小辈的人权，也不讲什么人道主义。

然而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很关心我，把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批判我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对整个情况最了解的是中央办公厅管文化学术的研究员兼组长李波人，还有我的领导经济学家何均、陈麒章等人。他们都来安慰我，叫我对中央宣传部周扬开的会不要太在意，说“主席还没有说话哩”。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绐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扬他们批判的对象，我当然希望能更多了解会议对我批判的具体情况。过了国庆节，我即打电话找负责发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我就给他写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志（请转告刘桂五同志）：

几次打电话没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时间在乡下做调查，前天始返京。历史研究所讨论李秀成的会，没有参加上，不知会上都有些什么意见，如果有时间，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讲讲。我已经听说了一些意见（人大、师大的）。还想多听一些意见。

我的电话是：6725（不是6554）

如果来信寄中办就可以了。

盼复，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后，就约我到近代史研究所会客室见面。我如约而去，他告诉我，周扬和刘大年召开的那两个批判会的一些情况。还悄悄跟我说，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

丁守和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我理解，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都归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作为文章的发稿人和《历史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可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丁守和不一样，一是我经历过1958年的“八司马事件”，有点斗争的经验了。1958年到1963年已经5年了，这五年里我又成长了许多。二是我已经从办公厅同志那里知道了毛主席正在关心这件事。他们告诉我，一组（负责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卫的工作组）派人到图书馆找有关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书籍，说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对自己文章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刘大年他们把会议的报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组织人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稿完毕，准备发表。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宣部。于是，中宣部就把报道压下来了，不久又打电话通知各地，说今后凡是歌颂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发表了，戏剧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发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中宣部一前一后、出尔反尔、互相矛盾的两个通知，让下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这种情形相似的，黎澎在文革后把我骂得一钱不值，可当年他却曾亲口对我说过：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你笔端有感情。

还有一个总是喜欢造谣生事，又从不负责任的前《光明日报》负责人穆欣，在文革后说我听说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后，吓得“惶恐不安”，赶紧检讨。可在当年他却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

倒是当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他奉周扬之命写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在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过黎澍从田家英那里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国书籍，在研究李秀成评价问题，感到对于如何评价李秀成问题把握还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给周扬审阅的同时，也把文章送请田家英审阅。刘大年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已经从会议上周扬的发言中，听出周扬对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刘大年的文章，说他写得很虚伪，观点上前后矛盾。这也不全怪刘大年，李秀成的自白书，对曾国藩“老大人”馅媚之词写得太过分了，刘大年也没有办法给李秀成做辩护。田家英叫我把刘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实，我在这之前已经从近代史研究所党委领导人刘桂五那里，得到了刘大年以《历史研究》来稿的名义（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刘桂五这样做大概也是刘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听听对立面的意见。刘桂五这个人平和朴素，没有架子，我也不好为难他，就在文章送来两周后，给了他一个答复：“我怀着很大兴趣读完了无名氏同志的大作‘李秀成评价问题’。我同意文章对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绩的评价，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罗氏伪降说，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他对李秀成自述的评价。”我最后写道：“李秀成自述问题是否可以展开进一步讨论？与此文意见不同的文章能否再发表，希望给我一个复示。”后来他们也没有给我什么复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