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44)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的产生经过

 

就在我们讨论和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要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其实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善于作理论概括，不但话讲得透彻，文章也写得好。我曾两次参加钓鱼台“反修写作班子”的会议，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他和姚溱两个人。我那时还年轻，不太懂事。吴冷西有个眼睛不好，老是带着有色眼镜。有一次我问他，老吴，你怎么老是带着有色眼镜，你的眼睛怎么了？他就和声细语地跟我解释了一番。王力知道后就跟我说，你真是的，怎么问人家这个问题。这是他最不愿意人家问的问题。谁问他他都会跟谁发火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先天的缺陷，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吴冷西，同时也感激他把我常成小孩，没跟我发脾气，还耐心给我作了解释。

现在，在所有我看过的回忆录中，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吴冷西。有理论，讲公道，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中肯。主席批评他是半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不简单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也说他自己顶多是百分之七八十的马克思主义。

江青提名的陈亚丁被刘志坚否定了，刘志坚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改为谢镗忠。陈亚丁就此恨死了刘志坚，后来打倒刘志坚，很多材料都是陈亚丁和总政的造反派一起搞的。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老红军，老革命，党性很强。但是人太老实了，在文革中，他去处理部队的事情，两派都不听他的。

 

5．江青告诉我回中南海上班

 

在我即将要回北京的时候，江青又叫我去和她见了面。在这次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回北京以后不要再去《红旗》杂志上班了。她要我直接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她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我当时已经听说田家英出了问题，中央决定要对他进行审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央还决定由我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担任主席的秘书室主任。

这时中央已经开了会，决定审查罗瑞卿了。江青跟我说，上次碰到罗瑞卿的时候，和他说了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事，罗瑞卿支持了她。所以，她觉得罗挺好。但没想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从江青的话里，我听出来，她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的。我就问她，罗瑞卿的事情，中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林彪让叶群来向毛主席告的状。她说，叶群还神秘兮兮的，单独找主席谈话，都不让我们知道。我想，毛主席决定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是在叶群汇报谈话后作出的，不然，他会和江青先打招呼的。

 

6．惠安童生

 

我是和陈伯达，还有其他几个参加起草文件小组的成员，一起乘专机返回北京的。在飞行途中，陈伯达和我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当我问起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谈兴很浓。由于口音的障碍，他就一面说，一面写。因为飞机上没有书写的纸张，他就写在了专机上的“飞行报告”的背面。这些纸后来我都夹在了一本书里，我从秦城出狱后，在归还给我的一部分私人用品里面看到了这些纸。

陈伯达在上面写道：“最近看过清朝一个官僚的信，其中说，有一天，暮宿惠安，城小如瓮、县清似水。可见我生活的环境，是很狭窄的，眼光太小。敝县在前清时，童生最多，号三千，每三年到泉州考秀才，卷子大量不通，流传的笑话很多。泉州所属各县，称不通的人，为‘惠安童生’。我是惠安童生之一。”

这篇短文倒是陈伯达很少有的一个幽默小品。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话呢？就在此前不久，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可她还是似懂非懂，只是不好再问。但江青知道了主席引的这话，意思是说：坏话所以能影响人，就是它像水的浸润力一样，是慢慢形成的。江青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她把主席说的“谮言”念成谗（chan）言了。有一次开会，江青对大家谈起了她与主席的通话，康生说，谮言应读“zen”言，谮不读为谗。陈伯达听了说，这两个字古代是通用的吧！康生没再说话。过几天大家又开会，康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抄来的“谮”字和“谗”字的音韵古读，还有从《正字通》抄来的一句话：“谮，俗作谗，非。”（大意）江青看了这张纸，说对呀，主席湖南话我听不大清，但他好像是把“谮”字读为“zen”的。这件事把陈伯达搞得不好意思。他心里肯定是觉得没面子。我心里明白，他在我面前以“惠安童生”自喻，其实是怕我会受到康生的影响。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哪里是什么惠安童生，我在参加校对《毛选》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在整理编辑《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贡献，后来还看到你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贡献。我这样一说，陈伯达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