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53)
4．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戚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1967年3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我和王力、关锋分工负责的，所有的大事，都得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但实际上的领导是江青。江青规定，关锋、我、王力一般情况下，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特别重视此项制度，我和关锋有时没叫王力去，他还有意见，他很在意这件事。后来，事务愈来愈多，江青办公时间又不稳定，无法每天去她那里汇报工作。但江青有时间时仍然打电话要我们过去。总之，文革办事组的工作她抓得最力。
由于我同时还兼任着毛主席的秘书，江青教我经常到主席那里去。可我总想，主席若有事要找我，那我马上就过去。主席不来找我，那我也不愿意像汪东兴那样的，有事无事就往主席那里跑。我自己的事情也忙得抽不出时间，无法经常到一组去。再说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都向江青汇报了，她会去跟主席说的。这样的安排我现在想来很后悔，如果我那时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多到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的话，那后来发生的许多错误也许就可以避免，春桥、文元在上海就主动地多往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比我做得好。
第八章 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工作组
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为了应对各种问题，中央也是接连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中央书记处差不多每天就要开一次会。由于我有责任协助童小鹏处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所以中央开会，我都得去。会场布置、安排警卫等，虽有警卫局管，但秘书局也要关注。甚至连茶水供应也要过问，因为来开会的都是重要领导，如果有人给你在茶水里加点什么药，那就出事了。所以会议供应的茶水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招待科的人员送去的，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出茶水间的。别看茶水这个事儿小，世界上在茶水上出问题的大案就有好几个。这些事本来都应该由汪东兴管的，可是他经常不在北京。童小鹏，总理那里也总有任务，就得我去过问了。
那段时问，白天我一般在中南海，晚上在钓鱼台。中央开会的时侯就去怀仁堂。会议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会议的记录和简报，中央指定王力和我负责。有紧要的事情，还要立即向主席报告。所以我要三个地方不停地来回跑。有一个司机整天都跟着我们转。
由于运动中各种问题不断，6月3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及相关的领导，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
会议主要是讨论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在发言时提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派工作组下去，是不是好？但刘、邓他们没有理会陈伯达的意见，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北京的北京大学、陕西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认为这几所大学的问题很多，被认为是“右派”集中的地方。
至于工作组下去以后干什么？怎么干？会上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关于开展文革运动的八条要求，让工作组掌握。这八条要求是：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3）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诬蔑人；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戚本禹，你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次会议的决定要向主席汇报，他明确地指明，文化大革命要“内外有别”，你要跟主席讲清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条你要跟主席反复讲。并告诉主席，随后我还有专门的报告给他。
那时主席和江青都不在北京。起先他们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不在一起。后来是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又不在一起。但即使不在一起他们也是经常互通电话和信函的。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外面，对北京的文革情况不是很了解。你是主席的秘书，你要经常跟他汇报情况，我说，我不敢经常给主席打电话，怕干扰他。江青说，那你就先跟我说，我看看哪一些应该讲的，我给你转达。江青是我的直接领导，同时她又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因此我觉得要报告给主席的事跟她讲比较方便，所以有事我更多地是先向江青报告的。有一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京大学等一些地方看了。那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旗帜，有红的、黄的、绿的，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很壮观。后来主席在他写的“有所思”这首诗里面，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心里就觉得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真是息息相通啊。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
主席在那个时侯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2．工作组座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被派到北大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原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他带的工作组，是在6月3日中央会议结束的当日就进驻北大的。随后几天，又有更多的工作组被派到了各个大、中学校去。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