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59)

4.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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