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60)

第十二章 文革运动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尤其在文革初期,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绩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更多的人喜故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黒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高干子弟”群体,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在文革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也形成了当时对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握的各种思潮,这里着重讲讲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应对的。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说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1964 年,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以阶级斗争应成为一门主课为依据,批评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革运动。这时,我才理解了毛主席所以肯定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真正意义。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8月3日,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穿上緑军装,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为主体,以红五类出身为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为“老红卫兵”。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亦在审时度势,大都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样的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我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间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指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设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 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渡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样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 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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