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61)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

“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素、国”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东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请一些道理。

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 他开始还以为我们挺重视他,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我说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

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遇罗克这样发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众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后来受到了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说,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 “首都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

“西纠”、“东纠”和“海纠”的队伍瓦解后,少数的老红卫兵因其父辈许多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冲击,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组织的支持,因而进一步走向与中央文革对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1966年12月5日这部分“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就叫“联动”,发表宣言,要“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为反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线,同时继续乱打乱冲。

“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迴避政策, “联动”不能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斗。可是,他们并不甘心。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办公室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都打了。

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抓起来怎么弄呢?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说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样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

“联动”实在太嚣张了,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是还给予了优待。可这样一来,“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说,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 我说,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说去哪里发动呢。我说,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紧,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

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说,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因为“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婚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说你这一招果然有效。

“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地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间,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通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

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絶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

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地说得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请。

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惊动,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 对许明为何自般,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

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 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而在9月,孔丹为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束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座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