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62)

7．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 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

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也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

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

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说了“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1．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曽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 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

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 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2．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曾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上官云珠，现在许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我从未听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相反，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思想又进步。批判《清宫秘史》时，江青还叮嘱我，别牵涉上官。她说上官虽然曾与《清宫秘史》编导姚克做过夫妻，但她与《清宫秘史》没有关系。《清宫秘史》受批判时，上官也受到单位群众的批判，她回答不好，《文汇报》把情况反映到中央，江青专门问我，上海为什么要斗她？江青说，上官是个老实人。江青认识上官的丈夫姚克。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着刘少奇对它的评价来的，主要也不是批判姚克。虽然上官的挨批判与我无关，但我当时还是马上把江青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要他去处理。 春桥答应立即向上海方面通气打招呼。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上官跳楼的悲剧。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挨不到江华，他也管不了。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马思聪、傅聪等人的逃亡和死亡，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可是他们又不拿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而是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和世界的人民。

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过节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了。周扬的弟弟跟她有过不礼貌行为。而周扬却听信他弟弟的话，不给她接组织关系。江青对此事一直不满。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他的弟弟。那时我是江青很信任的下属，她如果要整什么人，她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在文革中真要抓上海什么人，她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却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不是授人以柄嘛！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很可疑的。据我的观察，，江青和叶群之间的关系多是政治性的来往，江青在文革前与郑君里夫妇的关系很好，她能叫叶群去加害郑君里？！不可思议。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有一段时间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晩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安排她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不惯，还是要回上海去。在文革中，江青曾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个保姆给关了起来。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叶群叫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庭作证，控诉江青。江青见了保姆一愣，她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大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30年代后期才恢复党的关系。到1938 年她和主席结婚了，她在党内能有什么大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甚至不惜制造她的谣言，通过她来埋汰主席。但江青有时脾气不好，不善与人相处，恐怕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