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65)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

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

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第十五章 批斗“彭、罗、陆、杨”、彭徳怀等问题

1．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开批斗原中央上层高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和组织的。这么大的会，批判这么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都未到会。

这一事件还要从叶剑英说起。1966年9月，叶剑英参加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并接见了文艺院校的代表。在会上和会后接见代表的时候，叶剑英发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的讲话。我也受邀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我就把这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很高兴。她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啊，我听说你在文艺院校代表会上讲了话，支持文艺革命，支持样板戏，我很感动啊！叶剑英在电话里跟江青说：我的女儿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她经常给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她和她的丈夫刘诗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她们都学习过，我也看过。我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电话就对我说：听说叶向真他们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艺革命的，经常向叶帅反映文艺界情况。你去找叶向真谈一谈，叫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还说，不久以后，北京要开一个文艺界造反派的大会，各艺术院校和样板戏剧团都来。你去安排让叶向真在会上发个言。

我那时虽然还不认识叶向真，但我与她的生母曾是党校轮训时的同学，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从她母亲那里知道一些叶剑英和叶向真的情况。江青说了以后，我就去找了叶向真，并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言。叶向真在发言中，支持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支持样板戏，讲得挺好。

本来，在文革初期，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组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的，而叶剑英从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工作组是支持叶向真的，叶向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筹委会的主任。到了当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叶向真马上转过来了，开始反工作组了。人家说，你根本没受压，反什么工作组！？

叶向真从支持工作组变为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后，名声已经不小了。现在又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就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更成了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的代表，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有了影响力。戏剧院校的，芭蕾舞团的，歌舞团的，好多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都听她的，她一时成了文艺界造反派的学生领袖了。

这以后，叶向真来找过我。那时李讷也来文革办公室，叶向真也同她见过面，两人谈过很多关于文艺革命的事。

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反对罗瑞卿，说罗端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些老帅，目中无人。

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后一天，在一个会议的中间，叶向真过来找我，说要向我汇报工作。当时在我两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满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面跟我说话。她说他们把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给斗了，还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许多封资修的戏剧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边给烧了。然后她又跟我说，我们不光要斗李伯钊，还要斗杨尚昆。我说，杨尚昆的问题当然比李伯钊大，但他不是搞文艺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码事。她说，那不管，也要斗。“彭、罗、陆、杨”都要批斗。她希望我支持他们。我说，斗“彭、罗、陆、杨”，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准。我说了不算，你要去找总理。她说，哎，总理那么忙，我怎么找得到他。我说，你父亲经常与总理在一起，你应该去听听你父亲的意见，他是老革命了，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乱来。她听我这么说，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打电话来问我，谁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给抓走了？总理说话的口气很严厉。我忙说，总理，我不知道这事，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说完这话，我马上想起叶向真向我问过要组织人批判“彭、罗、陆、杨”的事。我就把这件事跟总理说了一下。我这么一说，总理就明白了。

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

那时，罗瑞卿住在医院里，陆定一刚搬出中南海，他们两个比较好找。可彭真家里的围墙非常高，不开大门你是很难进去的。叶向真后来对人说他们先巧用计谋，混进大门，然后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押着彭真从小门走出去的。但我又听说他们是找人先翻围墙进去后把门打开的。彭真家那么高的围墙，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墙进去的。总之，那时叶向真也是个时代的弄潮儿，怪不得后来她复出后，在新潮流中她又转身做回电影导演，执导《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响呢！

第二天，我在总理那里遇到了叶剑英。我就说，叶帅呀，你女儿真行啊，竞然把彭真他们都抓起来了。我是故意当着总理的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总理，抓“彭、罗、陆”是得到叶剑英支持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叶剑英多聪明啊！他听出我的话音来了，马上就说，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灵敏透顶的周总理早就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释了。

后来他们召开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不要去参加。她说，这是他们搞的事，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不要去。但叶群后来还是去了，她是换了便装，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陆定一下场的。

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跟叶向真的联系就很少了，她有时来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说话就比较少了。但当时她早已经认识了好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这女孩真厉害，没几天，她就把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笼络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后，慢慢地最后就转而听她的，不听我们的了。

后来1967年7月，叶向真带着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车去南方。一路上，她肆无忌惮地谩骂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情况紧急反映给了我们。江青看了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总理那里去，跟总理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怎么骂我们的，他们还想偷渡去香港呢。总理看了以后对江青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们别管了。今后不会再“节外生枝”了。结果，总理与叶剑英商量后，把叶向真、朱成昭连同刘诗昆都一起隔离审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