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67)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
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所谓的“烧”，是当时流行语，意思是“冲击一下”，并不是真烧）。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总理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可他们等了三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天，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把我叫到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里去。他问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是怎么布置的？我知道他问的是宋庆龄的事，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事后她也没有再和我说起过。总理听了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总理拿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尚好，曾志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这可能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组织了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徳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总司令应该坚决支持毛主席，跟刘少奇划清界限之类的，还说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应该检讨。之后又贴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来看大字报”的大字报。朱老总倒是真的拄着拐杖出来看大字报。在中南海里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又有人上去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认自己错了，承认不尊重江青。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
后来，人民大学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批斗他们的党委副书记孙泱，而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是总理的助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孙泱开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和蒋经国是同学，所以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复兴社。后来党组织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学生说孙泱是个特务，就斗他。连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一起被斗了。孙维世是总理的养女，可不知什么缘故，总理没有很好保护孙维世，后来孙维世被批斗而自杀了。现在人们都传说是江青迫害了孙维世，这是莫须有的事。我没听江青迫害孙维世，倒是我知道叶群要迫害孙维世。叶群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总怕她再来抢夺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苏联加入过克格勃的事来整她。其实当时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经常互通情报，人员也可以互相调度。当时加入克格勃是个光荣的事，不可靠的人还加入不了。
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已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总理叫我马上去取消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我马上遵从总理指示，打了电话给人民大学，又叫秘书去人民大学说服他们取消了这个群众大会。
1986年我出狱的时候，那时总司令早已经去世，康克清还健在。我给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误。虽然我们撤销了批判总司令的大会，但我们还是有错。我一直没有给你作检査，是因为当时给你检査的话，好像我在寻求什么“宽大”，不是真心。现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监狱，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认。但在反对朱总司令这件事情上，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现在向你作检讨。康克清的女儿后来在她写的《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中写了：戚本禹后来给我妈妈写过检讨，认为他错了，态度很诚恳，等等。
我的办公室曾经与总司令的家在一个大院。总司令常到办公室来看我们。他还送给我一本他手写的《幽兰赋》，上面写了“本禹同志”，并盖上了他的“朱德”大印。尽管那本《幽兰赋》后来也被抄没了。但每当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愧疚。
4．批斗彭德怀
文革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已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总理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总理还说，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总理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然后总理就叫我去与红卫兵联系。我问总理，带回来以后怎么办？总理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在中央文革开会作出了决定以后，14日上午，我就叫阎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我知道王大宾这个人做事比较稳重，不会瞎来，就同意了。王大宾到成都后不久，有人向我汇报说，彭德怀把地质学院去的人给说服了，说得变成同情他了。我一听不对，批评了地质学院的人，同时又赶紧找人通知韩爱晶，说地质学院对彭德怀的事不积极，拖拖拉拉，让他去接着办这事。韩爱晶对这个事很积极，二话没说就坚决去办了。我对韩爱晶说，如果他们不肯把彭德怀带回来，那你们去把他带回来。但最后还是王大宾他们把彭德怀带回来的。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是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王大宾把彭德怀带到北京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海瑞”带到了。我问在路上安全吗？他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碰他。我说，好，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谢谢你们。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也跟我打电话告知彭德怀带到了。当时，刚好中央文革在开会，总理、陈伯达、江青都在，我报告说红卫兵已经把彭德怀带回来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儿去？总理马上说：好，行了，这个事情由我来安排，你别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我在他后面，听到总理在电话嘱咐说，吃住都要有保证，被子要多送几床，别冻着了。总理又在电话里说，彭德怀住哪儿，要保密，不准说。不准随便拿去斗，凡是要斗，都得经过我批准。也不准到他的住处去围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都要随时向我报告。总理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才放下电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彭德怀一直是被总理安排在卫戍区保护着。当时凡是要斗争彭德怀，都得直接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也得找周家鼎请示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总理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竞关在哪里。
文革结束后，来监狱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从成都揪回彭德怀。我就回答说，西南局有报告，总理主持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具体执行了。这些具体事实你们去査档案就清楚了。他们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维护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