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73)
5．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
随着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相继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发生了变化。1967年初穆欣和尹达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中央文革。因为他们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所里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对那里的群众镇压得很厉害。尽管他们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但底下群众对他们反对得很厉害。陈伯达和我都去做过工作想保他们，但群众意见还是很大，保不下来。这样他们就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工作了。但中央文革告诉群众，对他们可以批判，但不准揪斗 。
这样就仅余下八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了，当时被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生、陈伯达、江青。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她一直都叫他“康老”，我们也叫他“康老”。主席一般就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他“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
“三中”是张春桥、关锋、王力。
关锋的资格比王力老。而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青年人，戚本禹、姚文元。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以前陶铸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虽然在小组的内部经常会有意见和争论，但陶铸对外还是维护着文革小组的。所以，他的存在，实际上缓和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部门的不少矛盾。陶铸倒台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一些老干部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关、戚。
第十九章 上海“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
1．上海的“一月革命”
参加毛主席的简朴家宴两天后，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做法很不满意，可是毛主席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他们又不好公开地去反对。当时在“工总司”成立先后，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曹荻秋等人心里也是支持赤卫队的，可以此来与已经得到承认的上海“工总司” 相抗衡。但这时毛主席、中央已表态要支持工人中的造反派，曹荻秋被迫声明要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的赤卫队的八项要求。赤卫队有被上海市委抛弃的感受，反过来，有过万的赤卫队员拥进了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在这个关键时刻，张春桥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走向把握的能力，他及时、果断地告诉“工总司”，应调集队伍，把赤卫队从康平路市委机关驱赶出去。这一事件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武斗。
1967年1月2日，毛主席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紧接着《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于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
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然而，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其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
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说了：“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
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2．毛主席提出向走资派夺权
1967年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毛主席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紧急通告”的，他立即给这个“通告”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写得比中央文件都要好。他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个“紧急通告”，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于1967年1月11日向上海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发出了“贺电”。而且这个“贺电”在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正是这个“贺电”，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建立革命新秩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新阶段。
关于夺权这件事，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去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面都讲到了要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的权力。但是，这在当时都是被理解为主要是个别的组织人事调整。陈伯达那时总跟我们说，那些老干部，毛主席还是要用的啦。他说，解放后，连国民党的大员，毛主席都还是用他们，更何况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说，主席老讲，对犯了错误的老干部“火烧”一下可以，但不要把他们给“烧焦”了。这说明主席还是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乎。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是专家，没有管理经验。管理国家还是要靠专家的。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态度。那时陈伯达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江青也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起过“夺权”的想法。所以说，这个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毛主席经过他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就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上海工人的觉悟高，听毛主席的话。由于毛主席支持“工总司”造反派，那些原来参加了“赤卫队”的工人很快就转变立场，反过来支持并加入了“工总司”。而王洪文他们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敲锣打鼓地欢迎“赤卫队”的工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规定对他们不得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上海的“夺权”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到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一个多月就把原来的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力都夺了过来。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夺权”过程，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进行的。
斗争是复杂的。1967年1月下旬，上海发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当时毛主席是明确支持张春桥主持掌控上海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以陈伯达的名义及时表态，发去了“紧急电报”，很快就把这件事平息下来了。
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很快就在全国兴起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夺权运动，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方最先起来响应，紧接着是全国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党内的矛盾更加也尖锐起来了。一些原来勉强支持打倒刘少奇的人，看到文革损害到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地位、名誉和经济利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站到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去了。党内的斗争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十章 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1．京西宾馆事件
在上海发动“一月革命”期间，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陈丕显的评价问题时，她以开玩笑的方式对主席说，“这次要造主席一个反”。谭震林就在一边指责江青说，你还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这是胆大妄为。当时主席听了也只是笑笑，并没有去理会谭震林。
可是当看到主席真的为陶铸的事情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一些人就起劲了，认为毛主席是要“纠正”中央文革的“错误”了。
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那段时间大都请假在家里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江青也只是偶尔去参加一下。后来听关锋回来跟我说，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肖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肖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叶剑英又到林彪那儿去告状。他列举了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学员，批判军队干部的种种“罪状”，特别讲到肖华被斗的事情。肖华是林彪的旧部，林彪要保肖华。其实肖华在军队中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中央文革也是主张保肖华的。叶剑英告状以后，林彪就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去大发了一顿脾气，把一个小茶几都推翻了。江青再三辩白，林彪就是不听。开到后来林彪要和江青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评理，后来据说是叶群跪下来哭求，才劝住林彪。江青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个病夫，我又不怕他。我是照顾大局才让他的。其实，在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之间，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常有的，但是闹得这么大的并不多见。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传了出去，并很快被一些人故意给渲染和夸大了。其中最恶意的是说林彪当场要人把江青拉下去枪毙！这种讲传，其实也是有历史根源的。事后叶群多次来找江青，有时我也在场，叶群说，林总对叶剑英一直是很警惕的。她说，尽管叶剑英积极地反贺龙，反罗瑞卿，林总还是不看好他，说他这个人不会打仗，就会无事生非。林彪还关照叶群，叫她以后在叶剑英面前说话要小心点。江青也跟我说，在肖华的问题上，她上了叶剑英的一个当。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林彪并不是像后来一些人所说那种两面三刀的人，他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会当面跟你干的。只是他对他自已的部下保护的很厉害。
后来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就搞了一个“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于1967年1月28日发出。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命令。这个八条命令强调了拥军，也严格限制了军队造反派的行动。但总的来看，它对稳定军队，防止军队出现混乱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2．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和批“二月逆流”
毛主席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的争吵，在一些人中间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攻击中央文革的时机到了。
而此时在上海发生的“一月革命”，则成了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大闹怀仁堂的一根导火索。这中间陈丕显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陈丕显是红小鬼出身，原来一直是在新四军工作的，陈毅、谭震林都是他的老上级。华东的许多将领，包括许世友、叶飞，都是陈丕显的老战友。新四军的这些人，和八路军还不一样，由于他们的力量不如八路军大，又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围攻，为了集中兵力对敌，经常相互支持，所以各部之间抱团抱得很紧。
建国以后，陈丕显是柯老（柯庆施）重视的人物。原先陈毅、谭震林都在华东局工作过，他们跟柯老的关系也挺好，他们都是听柯老的。柯老当时在党内的威信很高，毛主席也喜欢他。柯老就是与刘少奇的关系不好。
陈丕显在批《海瑞罢官》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江青的。文革初，江青和总理都亲自找他谈话，做过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出来，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但是，实际上，由于他所处地位的关系，他还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待文化大革命，他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他们是一致的。张春桥跟我说过，柯老在去世前跟他说，让他以后有事多向陈丕显请示汇报，所以他对陈丕显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可是由于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未向陈丕显请示就签字承认了工人造反派组织，这就跟陈丕显他们对立了。加上那时上海的造反派收到一个材料，说陈丕显在十年内战时有次曾被国民党俘虏，当时他才十几岁，长得又小，就被国民党的长官收为养子，据说还叫他指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这些材料未经核实，但张春桥由此对陈丕显在思想上有了距离。
上海的“一月革命”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原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的。在毛主席的支持与号召下，接着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展开夺权斗争。夺权斗争更扩大了对领导干部的冲击，扩大了打击面。而且这些被冲击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的能量又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出面大闹、强烈表达不满情结的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等人。王力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则因为加紧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请假在家。王力后来告诉我，这次会议是总理主持的，原本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但会议还未进入主题，谭震林突然向张春桥发难，他质问春桥，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进北京（那时各省的第一书记，多被中央保护在北京，以免他们遭受群众批斗），春桥答，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谭震林没等春桥说完，就拍了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什么群众呀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蒯大富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这个文革是党史上最残酷的整革命干部的运动，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谭震林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出来讲话了，他面对着谭震林说，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他越说越激动。突然间，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呼喊：“我不干了，让他们干吧！但我要与他们斗到底！开除党籍，坐监狱，砍脑壳，也要与他们斗！”这时总理发话了，他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他旁边的陈毅说，“不能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陈毅又说，这些家伙（指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陈毅继续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陈毅讲话后，李先念插话，从1966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号召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被打倒！李先念讲后，总理当场问康生、陈伯达，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事，怎么没给我们看看，康、陈没回答。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挺大，当晚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他们汇报，开始没怎么重视，听到谭震林发脾气，抱起大衣要走，他只是笑笑。但讲到陈毅对延安整风的不满时，主席严肃起来，特别是陈毅讲到总理和他在延安整风挨整时，主席很不高兴，但当晚，主席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信，大骂江青是武则天，挑唆林彪同他们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这封信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未见到，文革以后，才在中央文献出版编辑的《毛泽东传》中看到，全文如下：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当然看懂了这封信，他把信转送主席并附信批评谭震林糊涂和堕落。主席看了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怀仁堂碰头会后，17日凌晨，周总理、李先念即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18日，周总理、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讲话。
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毛主席应是听了江青的汇报，看到了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谢富治、李先念等。
这次会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大发雷霆之怒。据康生说，他很少看到毛主席这样愤慨。主席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周恩来安慰主席，要他不要生气，主席又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怀仁堂事件，以辩明是非。解决不了，就召开代表大会，发动全党来讨论 。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主席的提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列席了此次会议。在批判会议上，大开怀仁堂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28日陈伯达给主席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主席批示：“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1971年“九一三”林彪逃亡事件之后，“二月逆流”事件被重新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主席在1971年11月14日的一段讲话：“谈话开始后，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但这段话，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没有，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即使属实，我认为，主席这话也是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后，为了缓和党内的矛盾，才这么说的。陈毅、谭震林和叶剑英当时根本就没有反对林彪，从谭震林给林彪写的信来看，他还是想把林彪和他们拉在一起来反对江青的，怎么说他们是对付林彪的呢？而且“王、关、戚”什么时候，跟谁说过要“打倒一切”，甚至要打倒总理和老帅呢？发生“二月逆流”的直接原因，就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和领导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毛主席自己也知道呀！
其实毛主席一直是要保护谭震林他们的。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也排除了种种阻碍，到农林口对造反派讲话，去为谭震林说话。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了谭震林1962年反对“包产到户”的事。对我的讲话，连谭震林自己都表示认可的。
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批“二月逆流”后，总理还要保李先念。我跟总理说，那让李先念先高姿态做个检讨，我们到学生里面给他去做工作。财金学院的造反派，根据中组部提供的郑位三、陈少敏写的材料，说李先念在中原突围的时候，也支持一个“46”决定，说如果被敌人打散了，抓住了，战士可以投降做俘虏，党员也可以投降，以保存革命力量。学生们认为这一决定，与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人可登“反共启事”自首出狱一样，也是叛徒行为。毛主席是不同意学生们对李先念的这个看法的，还是保李先念的。总理当然也是保李先念的。为了取得学生们的谅解，李先念写了份检讨，对资反路线与“二月逆流”的事认错，叫他的蒋秘书送来给我，让我帮他修改。他秘书送来的时候连信封上的浆糊都还没干呢。可文革以后，李先念却说，戚本禹那小子，狂妄得不得了，竟然逼我做检讨，我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李先念秘书的夫人叫陈慧君，她和我的夫人是好朋友。她后来向人讲了这些事。我觉得李先念在这方面很不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