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75)

3．我在文革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印）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査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罗端卿和公安部的许多副部长的关系都比较僵。当然即使是谢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中央决定要做的，那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康生也曾经向我们坦言，说他也办过冤案的，把一些忠诚的党员给处决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只好给家属优厚的抚恤来弥补。那都是处在战争恶劣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许世友，他见到我就叫我“戚大帅”。我听了忙跟他说，不能这样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三野”的东兵团和西兵团的事。他说，喔，这你也知道啊。我说，我那时是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小党员，我们天天都在关心前线发生的事情。你还是我家乡的解放者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威海。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去过威海，那里出了很多英雄。

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来北京解决福建问题。江青叫我去京西宾馆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了，好几个人，都是将军，在那里欢迎我。那些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你说一句话，他能听懂你十句。我向他们说，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要解决的间题。他们马上说，“感谢江青同志关照。”既不提陈伯达，也不提总理，你说怪不怪！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他们都是受委屈的。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被他们视为异已的造反派的。

杨成武在文革中是与文革小组联系很密切的军队干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别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总是特别客气。他是代总长，权力非常大，军队的调动都是通过他下达的。一次他跟我说到叶剑英，他说，叶没打过仗，一直都是做参谋和情报工作，所以他在部队中没有几个人听他的。部队的人平时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可节骨眼上还是听自已老首长的。

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他让部队的几个秀才写的，陈伯达帮他修改过。杨成武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现得非常急切，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很高兴。

“二月逆流”以后，吴法宪常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他和杨成武的关系还挺好。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杨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军队有个材料反映他作风骄傲，曾告诉过他注意。他说是空军的人串连的结果。我不愿深入下去，点到为止。记得在1967年10月以后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因为生病，好长时间没来参加文革碰头会。有一次，吴法宪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为上次王、关问题时，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说过好话。可我的职务又限制了我不能随便去军队看望任何人。吴法宪却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让我的车跟在后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杨府通报了秘书，杨成武听说我去看他，就很热情地叫人出来迎接我。可能他以为是江青让我去看他的了。其实江青根本没说要我去看他。可他一听说吴法宪同我一起去的，就有点不高兴。 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楼上卧室去看望他，而让吴法宪和会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太多，是原华北军区的高级将领。 这一下，我明白了吴法宪为什么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的话，杨成武有可能给他吃闭门羹。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吴法宪说，杨成武要夺他的空军司令的大权，其实代总长的地位远比空司要大，说杨成武要夺空司的权应没有事实根据。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

第二十三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前后

 

1．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一段旧事

 

电影《清宫秘史》是1948年由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西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揭露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1950年3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

这个电影在北京一上映，我就看了，那时我很年轻，看不出影片的卖国主义错误，只是觉得它把光绪皇帝演成人民救星，极力美化。而其实光绪在历史上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不值得那么美化。而且有一点我也看不大惯，就是影片丑化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我老家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我自小就在姥姥家的圪崂村听老人们讲，义和拳都是反抗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好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们都被描绘成迷信、无知、丑陋、可笑的群氓。这些都是在我不知道主席讲话之前的感觉。听到主席评论，开始也是不懂，后来还是胡乔木的秘书商恺给我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珍妃叫光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通过与洋人的内应外合，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取过来。这是一种卖国主义行为。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主席和刘少奇在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价上发生分歧的经过。最初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不是公开讲的，是听了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以后给胡乔木说的，主席也跟江青说过。那时主席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和田家英，都知道主席不赞成这个电影。我首先是从田家英那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那时候，我在帮田家英做《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一次，学部有一个人打电话给田家英。过后田家英对我说，这个人叫黎澍，是学部近代历史所的负责人。有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是密斯（田家英私底下对江青的称呼〕叫黎澍他们找人写的。黎澍布置了历史所一个叫荣孟源的专家去写了，可黎澍说文章写的不行。江青说那你们就给改好吧。黎澍又看了文章感到难改，所以打电话来问田家英怎么办？田家英对他说，那你就先印出来给江青看看再说吧！我看田家英对这事也不大积极，因为这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自己手上的事就很多了。

黎澍后来也向我说过，当时批判《清宫秘史》是江青布置的。我分析，这事不大可能是江青直接向他布置的。江青当时是电影局的处长，她若去布置，是要经过中宣部的。所以她或者是通过胡乔木去布置的，胡乔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或者就是经过中宣部，由电影局布置下去的。

我再一次听说这个事，那是在批判影片《武训传》之后了。1951年，《武训传》刚开始放映的时候，党史专家缪楚黄刚拿到了一笔稿费，请我和逄先知去看了《武训传》。那还是在《武训传》被批判之前。看完以后，在回机关路上三个人议论了一下，我说把一个乞丐搞成个英雄，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我不大喜欢这个影片。缪楚黄说，你这个人有点吹毛求疵呀。三个人在路上争论了一番，逄先知是支持缪楚黄的。不久，主席说要批《武训传》，缪楚黄对我说，哎呦，还是你有先见之明，让你说对了。就是这次，缪楚黄把他从历史所听说的，主席除了要批《武训传》，还要批《清宫秘史》的指示告诉了我。他说这事比批《武训传》还大呢！可是，《清宫秘史》一直没批判起来。

那时候，缪楚黄在做《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相当一部分是缪楚黄起草的，有些经陈伯达修改过，有些是胡乔木、田家英修改过。还有些是各方面专家写的，如历史部分，大多是范文澜写的。有人说都是田家英起草的，田家英当时就纠正了这种误传，他说那不是事实，他只写了一小部分。

1954年，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这以后，主席又一次说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影片仍然迟迟没有受到批评。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他们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从这时候，我才弄清楚了关于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上面说过，胡乔木的秘书商恺，一位老新闻记者，他一直跟我很好。因为事情牵扯到胡乔木，我就去问商恺。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当年主席看过《清宫秘史》后，曾问胡乔木，你看了没有？胡乔木说看了，那时他也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就跟主席说，少奇同志也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主席当时就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后来，主席叫批判这部电影。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中央的团结！

胡乔木当时是中央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负责审读《人民日报》。他顾虑主席和副主席的团结关系，就悄悄把这事拖了下去，没有批判，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另一方而，胡乔木跟刘少奇的关系的确比较好，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就和刘少奇认识，刘少奇是他的领导。后来他在延安参加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就把刘少奇列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当然这也是主席同意的）。所以胡乔木不愿意批判《清宫秘史》，也与他和刘少奇有这么一段特别的感情有关系。

主席说《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他特别对影片中珍妃说的几句话感到反感。珍妃对光绪说：“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毛主席认为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毛主席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非常强烈的。

1966年9月18至20日（那时还没有公开批刘、邓的资反路线），中央文革在北沙滩红楼开了个准备批判刘、邓路线的调查座谈会。会后我们讨论时，就把批判资国主义也提到了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