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76)

2．文章的写作经过

 

1966年12月26日，主席在他的生日家宴上，要我们搞大枇判，叫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要写文章。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那时我就已经在考虑对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而且从电影资料馆调来《清宫秘史》的拷贝，看了两遍。我就向主席说，我已在准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想把这部影片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讲清楚。我说，主席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至今仍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听了说好，很支持。我又说我对义和团这一段历史不是很熟悉。主席说，你先写，写了之后就拿来给我，我给你看。

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3．毛主席对文章的修改和批示

 

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

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

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来批判我的这篇文章，可写了那么多文章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既然说我是大毒草，那你好好批呀。可是主席的那些观点，你能批得倒吗？

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在主席指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资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总理主持。在会上先把文章一段一段地读出来，读一段讨论一段。开始我读，读累了，王力接着读，王力口齿清楚，读得铿锵有力。以前讨论文章，一般都是由王力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作修改的，但这篇文章是总理边主持会议，边亲自在稿纸上记录下，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斟酌讨论。第三天上午才把讨论后修改过的稿子再拿去改版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和修改。前后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下午从两点多钟，陈伯达、江青就来了，一直改到吃晚饭。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总理说出这么一番道理以后，陈伯达、江青都没说话，康生点头称是。这样就决定了文章以戚本禹个人署名发表。到关锋起草的批刘少奇“黑修养”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就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了。

总理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我改短一点。

3月3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5月间，毛主席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把这篇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贲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4．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

 

从4月2号开始，各地群众就开始上街游行示威，表示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慨，一连游行了好几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进行任何布署。到1968年初要隔离审查我的时候，据陈伯达等人的回忆，康生还提出，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影响是很大的。

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

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

在“审判”江青的时候，邓小平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审问我，来的人跟我说，你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是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浪潮的。这件事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讲毛主席，也不能讲周总理。我说这行，反正讲不讲都一样。他们又说我那篇文章引用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假的，是诬陷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中央的领导人，怎么可能说那种话呢？在这一点上我给了他们坚决的反驳，我说，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从天律档案馆保存的档案里抄来的材料，这能造假吗？如果你们能证明这些档案是假的，你们再来找我吧！他们又与我谈了要照顾大局的话，我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大局。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很多领域里复辟了，他们的御用理论家又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真的了，而且是“发展”了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