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89)

第四部分 我的秦城岁月

 

第一章 从“请假检讨”到被捕入狱

 

1968年1月12日夜晚，我从钓鱼台的办公室里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我心里清楚，这是要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了。所以，当我的秘书要随我一起去的时候，我叫他不要去了。可他还是执意要同我一起过去。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进了怀仁堂之后，他和司机都被关了起来。而关他们的主要原因是怕他们走漏了我被“逮捕”的消息。

我进入怀仁堂的会议室后，看见里面己经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四个人。我心里明白，他们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

汪东兴向我宣布，对我实行“请假检讨”。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理由就行了。他这么一来，就把我弄得痛苦不堪，都无法吃饭、睡觉。

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三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篮狱。

到后来我才知道，与我被捕的同时，原来由我负责领导的中央文革的“快报组”和“文艺组”，都被改组或解散了，文艺组组长金敬迈等一些人也分别被“逮捕”或受审查。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也被改组，改由李讷负责。汪东兴把中南海秘书局中原来支持我的那一派人，打成了“田家英余党”，分别进行审查。

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在我出狱时，只归退了很少一部分经他们检查过的书籍给我，绝大部分物品至今都没有归还，其中就包括了毛主席赠送给我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

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她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己经怀有身孕了。我的小儿子就是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同他的母亲一起坐牢了，当时还被人叫做“秦城之婴”。

 

第二章 “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又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但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杨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来监狱提审我之外，我没有再受到其他的审查和讯问。我出狱以后问过关锋，他说，他也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审讯。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两年，汪东兴才成立了专案组对我们进行审查。

我出狱后，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诉我，在我刚被审查的时候，中南海里支持汪东兴的那一派好几次提出要批斗我，都被汪东兴阻止了。汪东兴对他们说，闹什么！毛主席不让批斗。

即使是在1970年全国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查问我与“五一六”到底是什么关系，而那个时候我们“王、关、戚”是被说成是“五一六”总后台的。不过后来我听一些当年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告诉我，在审查他们的时候，倒是问到了他们与“王、关、戚”的关系。可是他们中问谁也说不出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跟他们之间，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的群众组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我出狱以后看到江青在我被审查后讲我的一些坏话。我觉得她的讲话主要是罗织一些罪名加在我的头上，借以撇清中央文革小组与我们的关系。

和江青不同，周总理针对我的讲话就要做重得多了。总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讲话中，把我说成是一个到处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记，我做的所有事情，重要的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中央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我去执行的，而这些会议大部分都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在“二月逆流”之后，很多本来属于国务院系统的工作，也是总理本人亲自指定我去做的。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会让我去做。总理在讲话中，他甚至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东西。可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还只有11岁，在念小学，他人很内向，除了玩，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我的小儿子那时还没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

据我后来所看到的材料，当时毛主席讲到“王、关、戚”的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这次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打倒“王、关、戚”之后，就没有人把中央开会的内容透露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了。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说到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是一批“极左分子”。

这一次，主席虽然没有点“王、关、戚”的名，但从所讲内容的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包括了我们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些过激的行动背后都是由我们在支持着的。

总的来看，我总觉得，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把“王、关、戚”的问题“说绝”、“说死”。后来知道，主席往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引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在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第三章 我在秦城的遭遇

 

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一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一次他竟用他穿着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一连昏睡了好几天，虽然还时还有点知觉，但脑子里却什么意识都没有了。那人看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就说我装死，是想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很大的铁钳硬把我的牙齿撬开，也不知他往我的嘴里灌了点什么东西进去。过了好几天我才渐渐苏醒过来。

可能是监狱的领导也怕我真死了，那他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就换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老李头和一个王姓的女同志来看管我，那女同志问我想吃点什么东西，说只要我说，他们可以给我做的。我就说，我想吃点面。她真的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拿来给我吃。在他们的照顾下，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但直到今天，只要天气不好，我的脑袋都还痛楚。

我就此事向监狱提出了严重的交涉，（我的头脑受伤，在狱中病案中都是有记载的。）一定要把那个打我的人找出来，我要知道他这样对我狠下毒手，原因究竟是什么？可监狱的领导拖了很长时间才答复我，说那个打我的人已经不往监狱工作了，他们也查不到他究竟是谁，但他们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后来毛主席有一个关于严禁在监狱里用法西斯手段对待犯人的批示，并要求把这个批示向所有在押的犯人传达。但监狱就是没向我传达。他们说，要是我知道了主席的这个批示，能把监狱捅破天！？

这以后，像这样往死里打的情况是没有了。但是，虐待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在一些从秦城出去的人所写的回忆录里说，戚本禹在秦城是经常不服管理，顶撞管理人员。其实他们那里知道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监狱有些管理人员和狱中的看守，时常会用很下流的话来辱骂我，甚至辱及父母。碰到这样的人，我就会坚决地向他提出抗议，尽管我知道我的抗议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但我必须要维护我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不能任人侮辱。

我出狱后，我妻子告诉我，由于她是在监狱里产下了孩子，因为缺乏营养，没有奶水，导致了小孩头脑发育不好，智力较差。直到小孩出生四个多月后，看到小孩体弱多病，在监狱实在无法抚养下去，才同意把小孩送去上海的外婆家。

不管我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掌管秦城监狱的汪东兴之流，采取封建株连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手段，把无辜妇女和婴儿关进监狱，这是党和国家的耻辱，其责任人都应当受到历史的追究和谴责。

“秦城之婴”被送到上海时，全身溃烂，奄奄一息，亏得外婆与四姨妈夫妇把他视若己出，精心抚养，耐心为他治病，他才得以存活。我出狱后，竭尽全力帮他克服幼时所受到的脑力伤害，教他集中力量，攻克一门专业，现在才能成为一个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最近看到一个姓何的人写的回忆秦城监狱的文章。这人曾经是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他是在邓小平上台以后来秦城的。就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把我和关锋两个人都关进了秦城监狱的“死牢”里。那是秦城监狱里面条件最恶劣的单人牢房。这种牢房除了牢门，四周都是封闭的。很小的一个房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个洞，供大小便之用。关锋疯了的时候，就用手往这洞里抠屎吃。这个姓何的在文章里说，因为我不服从管理，他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制服了我。他想出的办法就是把蚊子放进牢房里来咬我，这一下我就老实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会编出这样故事的。在秦监狱，绝大多数的牢房都没有装纱窗，蚊子、苍蝇是到处自由飞的。何况那蚊子也不是他饲养着的，怎么就听他指挥呢？其实，只要坐过牢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要是不习惯被蚊子咬，那你在监狱里根本就别想睡觉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习惯了。那时我每天醒来，身体下面被压死的蚊子少说也有好几个。我都觉得，我身上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抗体，蚊子再怎么咬也都已经不在乎了。

监狱的伙食也是没法提的，按规定，我每月的伙食费是38元，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给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有死老鼠、苍蝇、蟑螂。我看过好几次，管理员从锅里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一天吃不下饭。我想起了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号召全民除鼠害实在是太英明了。

 

第四章 秦城“心读”

 

初进秦城监狱的时候，我感到度日如年。我一直被关在单人牢房，除了监狱管理人员和看守，我接触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在这样环境中，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知道，如果我抵不住这开头的残酷打击，那就是灭亡。我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一些变成了精神病的人在外面乱喊乱叫。我一定得想出办法来与监狱的恶劣环境进行对抗。

经过思考，我认定监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思考的机会。十八年来，我接触了那么多的大人物，特别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人物；经历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事情，就好比是喝了那么多的奶，现在应该消化了。人的脑子是个仓库，但如果你很久不去用它，它就会坏掉。如今，我的身体虽然被禁锢了，但我的思想是禁锢不了的。

我开始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的计划。牢房里没有书，我就靠自己心中的记忆，把我以前看过的书一本一本的尽可能回想出来，然后在心里再一次一次重复地读。我把这样的读书方法叫作“心读”。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有很多的事要干了。

当我沉浸在“心读”之中以后，我的心境就豁然开朗起来了。当我重新回忆起那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进行一种超越时空的苦思冥想，天地万物都成了你思考的对象。你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它冲决着一切罗网，惟真理是从，唯有真、善、美在你的脑海里翻腾。

通过“心读”，你不但可以重温过往看过的书籍，而且你可以自我比拟你就是所读书本当中的人物。这是一种狂妄，但不是无知的狂妄，而是有知的狂妄，“心读”必须狂妄。

我第一个“心读”的是屈原的《离骚》。那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位语文老师，他不管我们是不是懂得意思，就叫我们一定要把它全部都背下来，所以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把它回忆出来。然后我就对它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在与这位中国古代的伟人面对面地进行交谈。到了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与他融为了一体，我就成了他的替身，用他的观念和方法来思考和理解着他的思想，再用他的思想去分析、看待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这让我深刻地理解了屈原那样爱国爱民，他为什么要自杀；理解了屈原的伟大人格；也使我深深的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会那么喜爱屈原。

在出狱以后，我撰写了一本《屈原和离骚》。可是直到今天还未能出版。我把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放在了我撰写的《先秦人物》中。我认为，中国最理解屈原的不是郭沫若，而是闻一多。

之后，我又“心读”了左传的《曹剑论战》、《郑伯克段于鄢》、史纪的《项羽本纪》、汉书的《过秦论》、唐宋八大家的名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

我还回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背诵的《易经》，诸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等。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的都想起来，然后一天到晚地琢磨。我觉得《易经》实际上讲的就是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当我把《易经》上的东西和我自己所经历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就整天沉迷其中。据唐兰先生的考证，《易经》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最早的八卦是刻在陶器上的，它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一部有文字的书。

直到1971年6月，我才被允许看报纸和读书。我看到第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消息。

在秦城监狱里也有个图书室，可里面的书很少，只是一些马列著作，因为看的人多，都已经被翻得很破烂了。可我只要有可能，就借来看。久而久之，我和监狱里的一些管理人员也渐渐熟了，他们有事没事的也喜欢来跟我聊天。甚至有些女同志生了孩子，还来找我帮她取名字。我对她们说，我是坐监狱的人，取名不吉利的。他们看我喜欢看书，就帮我想办法去找书；有的人出狱了，他们的书没有带回去，留在了牢房，他们就拿来给我看。

我一边看书，一边努力回忆起以前追随着毛主席时所读的书，毛主席生前很喜欢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他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还写下了很多批注。我觉得毛主席写下的批注中，他对历史人物的点评非常独特，于是我把看到过的主席所写的关于历史人物的批注，都尽量地回忆起来，做出笔记。我出狱后，就是根据在狱中所做的笔记，写出了《先秦人物论》、《西汉人物论》等四本评价历史人物的书。

 

第五章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1976年9月9日，我在监狱里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怎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聪明睿智，目光远大；他的理论造诣和文化功底极其深厚，这些不仅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其匹。他在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为了防止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从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重新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毅然决然的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发动和支持了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造“走资派”的反。不用说，他此举必然会受到党内那些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反对。而另外一些看起来是拥护他的，并且当年都是跟随他一起起来造反的人，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如今他们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又起来造反的群众是一万个看不惯。正因为这样，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所受到的反对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慑于毛主席的权威，他们还不敢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于是就必然地冲着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中央文革小组里资历浅、地位低的“王、关、戚”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从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号召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干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支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压制下去了，不可能像后来那样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众自下而上起来的夺权运动，文革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使得党内的各种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要由军队、干部和群众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1967年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突出的反映。

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要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后，我在监狱里听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的传达。从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我和关锋一样，根本不会相信林彪会谋害毛主席。后来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来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笔迹。我当时还认为，这一定是党内有人在陷害林彪。当时并不知道他儿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划谋杀毛主席的阴谋。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些阴谋，他教子不严，责无旁贷。

主席逝世后，监狱里有个姓李的管理人员，即前面所提的“老李头”，他来跟我聊天，他问起我对主席去世后国内的形势怎么看？我就随口跟他说，你去把空着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新的人进来的。老李对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可是没过多少天，“老李头”就来跟我说了，你是怎么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进来的呀？我朝他笑笑。

没多久，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江青的叫骂声。我长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浩亮在牢房里唱起了《红灯记》里唱段。之后，我又听到了江青的歌声，她唱的是《红梅赞》，她是个不屈的女英雄。

我在知道了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就根本没有了活着离开秦城监狱的想法，更不幻想他会宽大革命派。他爱怎么整就让他整吧！

第六章 邓小平上台后对我的“审判”

 

附录：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辩护词和判决书

 

邓小平上台以后，为了清除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为他的名谓“改革开放”而实质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从1980年开始采用刑事诉讼的方式，来审判所谓的“江青”、“林彪”“反党集团”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由他们组成的“特别法庭”也派人来秦城找了我。来人对我说，你是被江青关进监狱的，都已经坐了十几年的牢了。现在要审判江青，你应该出来揭发她的问题，出庭作证，以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我说，我可以出庭作证，但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来作证。他们问，那你准备怎么作证呢？我说，按照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我不会迎合别人作任何虚假的证词。他们问了我有关从成都揪回彭德怀的事情。我说，那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决定的，是关锋、王力和我首先提出的，总理和江青也力主此议。他们问，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呢？我就说，我们是根据西南局送来的报告提出的。后来他们在“法庭”上引述了我的这个证词，可是在引述的时候，他们去掉了“总理”，成了“江青和我力主此议”。他们又追问我，江青是怎么利用“伍豪事件”来迫害周总现的。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他们让我把经过都写出来，我就如实地写了。可是这个证词，他们没有在“法庭”上引用。我这样的态度当然不会让他们满意。所以他们就对我说，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那你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果。我说，这你们就不用来吓唬我了，我已经坐了十几年牢了，再坐个十几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审完江青等人之后，就轮到来审判我了。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准备“起诉”的材料。专门小组的人来监狱问我的意见。他们说，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说，照我的意见，你们“审判”江青等人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你不要对立，你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说，我早被你们开除了，“还讲什么党员标准”。他们说，不管怎样，你也要服从中央的决定。他们问我是不是要请律师。我说，要请的话，我就请雷洁琼女士做我的辩护律师。他们说，她年纪大了，出不了庭。我说，你们跟她说了没有？他们说，上次就有人想请她，结果不行。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上次”有人想请雷洁琼做辩护律师的是江青。结果，他们就给我指定了一位北京的傅志人律师为我作辩护。这位傅律师倒是一位有职业操守的律师。

他们首先问起的就是张霖之的死，其实他们都知道张霖之是毛主席点名的走资派，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但是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是他们可以用来判我重罪的依据，所以以此为突破口反复追问。他们问，张霖之是怎么被人打死的？我说，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他们继续追问我说，不管他是自杀的也好，不是自杀的也好，对他的死，我都是有责任的。可你们干嘛一定说他是被打死的呢？你们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拿到这个结论，然后可以去整那些群众呢？你可以说是我发动群众把张霖之批斗致死的，但不能说是我叫群众把他打死的。如果说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那岂不成了故意谋杀了吗？该我负责的事，我一点也不推卸，但一定要说是我叫人把他打死的，我不能认同。那为首与我谈话的人点了一下头，听取了我的申辩。后来，他们就把“被打致死”改为了“迫害致死”，含含糊糊地了事。

接下来就是说我“诬陷”、“迫害”万里的事了。我对他们说，我和关锋写给主席的报告，是根据我在北京调查处理“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打死人”的情况和在大兴县了解的杀人惨案情况，以及中央文革“快报组”的汇报来写的。如果你们现在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北京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和大兴县的事与万里无关，那我就承认我是“诬陷”。对此，他们照例是以沉默来作回答。

在他们的“起诉书”上说我和关锋是在1966年6月16日写的信，当时我没有太注意这一点。后来我想不对，我们指控万里的信，我记得我和关锋是在1966年的8月26日给毛主席写的，然后毛主席是在8月28日作出批示，8月29日召开的会议，怎么会搞到6月16日去呢？那年的6月，还是刘邓在大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主席和江青也不在北京。也没有给江青、康生，给陈伯达写这个问题的信，当时还也未发生1966年8月那样的“红色恐怖”情况，我们不可能给主席写那个报告。

审问完了之后，我在监狱里就听到当时公安部的人说，看来戚本禹的案子很难判，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上面作决定有指示的，像揪回与批斗彭德怀、批斗张霖之都是上面有指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

我有个朋友叫曹音，他写过一本《老子》的书，还让我给他写了序。他和江华的儿子很好，他有一次问江华的儿子：戚本禹不过是个执行者，怎么把他判了十八年啊？江华的儿子去问了父亲以后告诉他：他父亲说，戚本禹的案子是邓小平亲自指示，要加重处理的。

 

附录：戚本禹“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辩护词和判决书。

 

戚本禹反革命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起诉书

（83）京检分审字第92号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五十一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当局副局长等职。因反革命罪，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特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戚本禹在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期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下列罪行：

一、诬陷并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舍常务委负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次会议上，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诬陷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并且，煽动说：“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他们进行围斗。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收到信后，却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七月十八日凌晨，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并布置说：“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嗣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召集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等，指使一些人逼迫曾任朱德秘书的曹全夫揭发朱德和康克清的所谓问题。戚本禹还煽动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可以去妇联点火。”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闯进朱德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月底，戚本禹接见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人，又煽动说：“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映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在戚本禹的煽动下，“打倒朱德”、“朱德是大军阙”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北京市街头广为张贴。

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就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省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一九六七年七月，戚本禹指使韩爱晶和王大宾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批斗迫害。七月十九日，韩爱晶纠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十个人“审斗”彭德怀。在“审斗”中，韩爱晶首先动手殴打，随后一些人又拳打脚赐，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伤及肺部，造成重伤。七月二十六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彭德怀被批斗后又被押上卡车上街游斗，再次惨遭迫害。

二、诬陷和煽动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十九日，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说：“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干好事，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我们的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连续多次对张霖之进行批斗、刑讯、毒打。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让他们还坐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他们会搞阴谋、搞破坏”。

三、策动打、砸、抢，使国家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被告人戚本禹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指使《红旗》杂诚社林杰派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山东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谭厚兰带一百余人到曲阜，串连当地一些人，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煽动砸毁孔庙、孔府、孔林，致使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第一百三十七条聚众“打砸抢”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 赵云阎

孙成霞

书记员 阎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